在商業(yè)時代，沒有資產者階層是匪夷所思的；沒有買辦者階層也是匪夷所思的。好比水族館里沒有鯊魚，沒有巨鱒或沒有鯨，沒有豚。也好比動物園里沒有獅、虎、豹、熊、犀、象。它們是水族和獸綱中最不可或缺的種類。沒有它們的存在，水族館不算是水族館。動物園又何謂動物園？資產者階層和買辦者階層，是商業(yè)時代繁榮鏈上最重要的一環(huán)，是商業(yè)時代的酵母。沒有他們的存在，商業(yè)時代只能是一種幻想，一種傳說，一種愿望�？只庞谒麄兊拇嬖诘娜耍�是 “葉公好龍”式的人。我們有理由反對的，只應當是 “官僚資產者階層”和“官僚買辦者階層”的滋生、形成和存在。而且必須毫不動搖地加以反對。因為這兩個以官僚為母體，受孕于資產者階層和買辦者階層的“雜交階層”，對于權力的腐蝕性是無可比擬的，對于普遍的商業(yè)原則的破壞性是巨大的，同時必定等于對全社會的公平意識實行強奸。它們使商業(yè)委身于權力，因而使商業(yè)的行徑近乎于“偷漢子”。它們使權力賣淫于金錢，因而使權力形同暗娼。結果是商業(yè)和權力，同時變得下賤、卑鄙又骯臟。一個“官僚資產者”和“官僚買辦者”層出不窮的社會，哪怕他們還沒有形成為階層，都是在本質上難以真正建設起所謂“精神文明”的。他們對全社會的污染和危害，一點兒也不遜于黑社會和流氓團伙。雖然他們表面看起來比黑社會斯文，比流氓團伙體面。
     中國的資產者和買辦者們，當然已經階層化了。
     資產者中，也當然不乏由我的法國記者朋友定義了的“階層分子”。對于他們，實際上沒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為他們的私有財產，主要是依賴于父輩權力的大小而聚斂的。其過程往往簡單得令人咋舌，幾乎完全沒有什么真正的商業(yè)的意義可言。
    “中國特色”在這一點上具有極大的諷刺性。在中國經濟秩序還沒來得及形成的幾年里，他們往往很容易地就能從銀行貸出大筆款來，而且往往是無息的或低息的，然后迅速投機于最初的股票買賣或房地產買賣。對于他們沒有所謂風險可言，因為他們得天獨厚，信息靈通，買入順利，賣出及時。在別人來不及反應和動作時，他們已然作出了反應實行了動作。當別人被“套”住時，他們早已攜利別往。當一些地方呼吁建立經濟秩序的聲浪高漲時，他們的身影早已出現在另一些有機可乘的地方。對于他們，“游戲規(guī)則”差不多總是滯后產生的東西。而所謂機會，總好像是有人專門為他們創(chuàng)造的；或者，為他們預留的。他們的后邊，似乎有一個“機會服務團隊”，或日“機會黃牛黨”。
     20世紀90年代，中國一個沿海小市營造起了開發(fā)熱潮。我曾在那里見到過他們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身影。因為那在當時是中國又一個提供地皮炒賣大好時機的地方，所以幾乎成了他們的一個“會師地”。我是應邀去參與一次電視劇策劃的，他們是為地皮炒賣這一種商業(yè)“游戲”而去的。他們中的某些人，甚至有半大不大的官員陪同，充當“高參”一類角色。我到后黃金地段皆已有主。那當然是一紙空文就了結的事。他們轉手倒賣地契，旋即乘機回歸，坐收其利。
    一畝地價翻漲五六十倍甚至近百倍，他們“創(chuàng)收”之豐可想而知。短短的數日內他們便暴發(fā)了一次，并且同時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旅游觀光。
     然而這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圍以內進行的。只不過這種合法進行的商業(yè)“游戲”，是別人沒法兒也沒資格“玩兒”的罷了。
     如今那小市的開發(fā)熱早已冷卻，因為地價在炒的過程中漲得失去了開發(fā)利潤。當然也有人傾家蕩產在那里，不過絕不會是他們中的某些人。
     鋼材、木材、煤炭、石油、水泥、煙、酒，凡是曾一度緊俏過的商品，哪怕屬于國家調控物資，幾乎都為他們中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所染指過�！百u批件 ”、“賣條子”這一種現象，在中國曾經是見慣不怪之事。王寶森不是挪用過兩千萬人民幣給他的情婦去做生意么？他難道不是先成了階下囚，才詳查出這一條罪狀的么？否則，“挪用”將不成其為罪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說成是北京市副市長親筆“批給”的。有權支配幾十億美元的一位官員，“批給”誰兩千萬人民幣做生意還不是小事一樁么？公開的對外的對付審計的招牌往往是“集體所有制”，實質上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是“個體”的。非說“集體”，也是他們自己那一個小“集體”。賺了一概劃入個人賬號，虧了算國家為繁榮“集體經濟”交“學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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