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研究的領(lǐng)域中，探索過去和探索未來一樣的令人神往。中華文明在其早期的發(fā)展歷程中所形成的一些基本性格，塑造了其未來的發(fā)展方向。在中華文明的早期歷程中，西周是一個重要階段，許倬云在《西周史》的簡介中說：

　　西周以蕞爾小國取代商崛起渭上，開八百年基業(yè)，肇華夏意識端倪，創(chuàng)華夏文化本體，成華夏社會基石，是中國古代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許倬云：《西周史》（增補本），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1月。。 

　　就政治體制的形成和發(fā)展歷史而言，西周亦代表著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所形成的一些基本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意識，奠定了中國傳統(tǒng)政治體制的基調(diào)，對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亦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深入研究西周時期的政治體系，有著重要的學術(shù)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政治體制是指以國家政權(quán)組織為中心的各種具體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規(guī)范的總和。即為使國家機器正常運轉(zhuǎn)所采取的組織形式、權(quán)限劃分、工作方式等具體制度和規(guī)范。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政治學》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9月，502頁。在中國政治體制的發(fā)展階段上，相較于秦漢時期以郡縣制和官僚制為代表的帝國體制而言，西周時期代表著一種不同的歷史階段。以現(xiàn)有的資料和研究成果來看，在西周時期，其政治體制的主要特點是諸侯制和貴族制。關(guān)于這一階段的命名，蘇秉琦在探討中國國家形態(tài)的發(fā)展階段這一課題時，提出了古國、方國、帝國是國家形態(tài)發(fā)展三部曲的看法，認為：“古國時代以后是方國時代，古代中國發(fā)展到方國階段大約在距今四千年前。與古國是原始的國家相比，方國已是比較成熟、比較發(fā)達、高級的國家，夏商周都是方國之君�！碧K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9年6月，145頁。認為西周時期屬于方國階段。林沄在探討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問題時，提出商周時期的國家形式是以諸侯制為代表的國家聯(lián)合體。他認為：

　　國與國的聯(lián)合體是客觀存在的實體，至于它們的表現(xiàn)形式并不一定是授予各級諸侯名號。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早就指出，《牧誓》和《大誥》中周把同盟諸侯的國君稱為“友邦君”，證明在周公東征以前，雖然周國已經(jīng)領(lǐng)導著一個相當大的國與國的聯(lián)合體，卻并未馬上確定一種王和各級諸侯的名分。我們還可以補充指出，《召誥》中“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庶邦冢君”兩者并舉，說明周國當時所控制的國與國的聯(lián)合體中，既包括了原先以商王為首的聯(lián)合體中已確定了名分的侯、甸、男，也包括一部分不曾規(guī)定名號的國。由此可以推想，在國與國的聯(lián)合體出現(xiàn)之時，只有實際上的盟主國和附從國之區(qū)別，并不一定有固定的等級性名號�！�…所以，實際上存在過許多并不具體規(guī)定等級性名號的國與國的聯(lián)合體，其分合比較自由而頻繁。只有一些比較長期地由強有力的國所領(lǐng)導的聯(lián)合體，才能推行等級性名號制度，商國領(lǐng)導的聯(lián)盟便是如此。周人繼承了商人的諸侯名號制度，憑借著周初幾次大征伐的威力，把這種制度推廣到很大的地區(qū)，并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林沄：《關(guān)于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幾個問題》，《林沄學術(shù)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12月，95頁。

　　林沄將商周的國家形式形容為國與國的聯(lián)合體。從其描述可以看出，這種聯(lián)合體中國與國的聯(lián)盟形式可以分成兩種類別。一類是聯(lián)合體的成員國之間沒有規(guī)定的等級性名號；另一類是聯(lián)合體的成員國之間有推行等級性名號制度。前者的分合比較自由松散，后者的組合則較為穩(wěn)定。后者代表著一種有機的、比較穩(wěn)定的政治實體。西周金文資料中，除了周王外，稱王號的還有“夨王”、“呂王”、“豐王”等，多為西周的異姓之國。王國維在《散氏盤考釋》一文中指出“當宗周中葉，邊裔大國往往稱王”。張政烺指出：“周時稱王者皆異姓之國，處邊遠之地，其與周之關(guān)系若即若離，時親時叛，而非周室封建之諸侯。文王受命稱王，其子孫分封天下，絕無稱王之事�！保▍⒖磸堈�烺《夨王簋蓋跋》，《古文字研究》第13輯，中華書局，1986年6月。）由此可見松散的政治聯(lián)合體和有機組合的政治實體在當時同時存在。作為一種政治組織方式，相對前者而言，后者代表著一種更高的發(fā)展階段，更具代表性。商、周王朝便是這一政治實體的典型代表。為了強調(diào)這一政治實體，在本書中我們用“王國”這一概念來表示那種由強有力的國所領(lǐng)導的，在諸侯國之間推行等級性名號制度的國家聯(lián)合體（因為在這個政治實體中，最高統(tǒng)治者被稱為“王”）。以區(qū)別于沒有具體規(guī)定等級性名號的、分合較為自由的國家聯(lián)合體（相對于“王國”而言，這種聯(lián)合體可以稱為“盟國”），以及秦漢時期的帝國。如此，古代中國的國家發(fā)展形態(tài)大致是古國、王國和帝國這一發(fā)展序列。王震中在評述前人關(guān)于中國古代國家的早期形態(tài)及其演變的各種觀點后，提出先秦國家形態(tài)的演進序列是“邦國——王國——帝國”，認為：“王國與邦國相比，在政治實體發(fā)展的程度上，王國位于更高的層次，而且有些邦國與王國還有從屬、半從屬或同盟的關(guān)系，有些處于時服時叛狀態(tài)，但中原作為一個政治中心已經(jīng)形成，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王國位于最高的頂點�！保ā逗幽洗髮W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在“王國”這一政治形態(tài)中，西周王國以什么樣的方式來實現(xiàn)其對土地和人口等資源的有效治理？王國中的統(tǒng)治階層如何參與到王國的統(tǒng)治中？其統(tǒng)治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并如何隨著社會經(jīng)濟形勢的變化而演變？這種演變呈現(xiàn)出怎樣的一個趨勢？在實現(xiàn)統(tǒng)治的過程中，形成了什么樣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文化？這些問題是本書主要探討的問題。

　　二、研究簡史

　　近代中國學界對西周政治體系的研究，大致是從對《周禮》一書的懷疑和批判開始的。

　　約略在20世紀之前，人們對西周政治制度的認識，基本是以《周禮》為依據(jù)。在新材料的刺激、疑古思潮的盛行和學界求新求變的氛圍的影響下，這一狀況逐漸發(fā)生了變化，1928年3月，楊筠如發(fā)表《周代官名略考》一文，在文中說道：

　　言周代官制，率以《周禮》為本。然《周禮》一書，世人多攻其偽。余疑《周禮》出自春秋以后，乃雜采春秋各國官制為之；其中雖大致與周制猶相近，而謂全為周制，則殆不可信。故就古籍金石所見周代之官名，略為輯釋，以存其真。楊筠如：《周代官名略考》，《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二十期，201頁。

　　楊氏的可貴之處，主要體現(xiàn)為除了利用傳統(tǒng)文獻資料外，開辟了利用西周金文中的職官材料來研究西周官制的新途徑。這是其導師王國維所提倡的“二重證據(jù)”的史學研究方法在西周職官制度研究領(lǐng)域中的運用。代表了當時學界對這一問題研究的新方向。

　　繼楊氏之后，郭沫若更加全面、系統(tǒng)地收集和整理了西周金文中官制資料。其對西周金文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建立在對西周有銘銅器斷代和分域的基礎(chǔ)之上，在研究方法上更加科學。不過，其寫作的動機，主要是為了對《周禮》一書的批判：

　　《周官》一書，其自身本多矛盾，與先秦著述中所言典制亦多不相符，然信之者每好曲為皮傅，而教人以多聞闕疑，不則即以前代異制或傳聞異辭為解。因之疑者自疑，信者自信，紛然聚訟者千有余年，而是非終未能決。良以舊有典籍傳世過久，嚴格言之，實無一可以作為究極之標準者，故論者亦各持其自由而互不相下也。余今于前人之所已聚訟者不再牽涉以資紛擾，僅就彝銘中所見之周代官制揭櫫于次而加以考覈，則其真?zhèn)渭凂g與其時代之早晚，可以了然矣。郭沫若：《周官質(zhì)疑》，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四卷，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121-186頁。

　　郭沫若不滿于學界對《周禮》一書所記載典制的混沌認識，強調(diào)主要依據(jù)西周銘文資料研究西周職官制度，這一方向無疑是正確的。自此之后，學界對于西周官制的研究，基本都遵循這一方向。如斯維至《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斯維至：《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七卷，1947年9月。，徐宗元《金文中所見官名考》徐宗元：《金文中所見官名考》，《福建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57年第2期。，以及陳夢家《成、康及其后的史官》等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三）中“成、康及其后的史官”等章節(jié)，《考古學報》1956年第1期。。

　　對西周金文資料中的職官制度進行整理和歸納的集大成之作，是1986年出版的由張亞初和劉雨兩位先生合撰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5月。。在該書的“前言”中，著者提出以往研究的主要不足之處：1?對資料的收集和整理不夠全面，2?對相關(guān)銘文沒有進行斷代的研究。非常中肯地指出了前人在這一課題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問題。在這種認識的指導下，著者收集了有關(guān)職官銘文的銅器近五百件，整理了不同的職官材料近九百條，歸納出西周職官213種。同時，著者將西周金文所反映的職官制度與《周禮》進行了對比研究。

　　以上的這些研究，主要側(cè)重于對西周金文資料中職官名稱的整理和研究。此外，對西周金文中與職官制度相關(guān)的一些專題，學界亦開展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西周冊命制度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xiàn)于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和何樹環(huán)《西周賜命銘文新研》等書中。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北京：學林出版社，1986年7月；何樹環(huán)：《西周賜命銘文新研》，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9月。

　　2?對西周冊命金文中“右”者的分析。關(guān)于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體現(xiàn)在陳漢平《西周冊命制度研究》和楊寬《西周史》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等書中的相關(guān)章節(jié)中，研究者對“右”者問題的分析，揭示了西周職官體系中的層級關(guān)系和統(tǒng)屬關(guān)系，對于探討西周時期職官制度的發(fā)展狀況有著積極的意義。

　　3?對“卿事寮”和“太史寮”討論。有的學者認為卿事寮和太史寮是西周中央政權(quán)的兩大官署楊寬：《西周中央政權(quán)機構(gòu)剖析》，《歷史研究》1984年第1期。，有的學者認為卿事寮、太史寮是卿事、太史的同官或僚屬左言東：《西周官制概述》，《人文雜志》，1981年第3期。，有的學者則認為是指卿事官和太史官李學勤：《論卿事寮、太史寮》，《松遼學刊》1989年第3期。。這一問題的討論，深化了學界對西周職官制度的認識。相關(guān)討論還有：宮長為：《有關(guān)卿事寮的再討論》，宋鎮(zhèn)豪、郭引強主編《西周文明論集》，北京：朝華出版社，2004年1月，212-217頁；張志康、謝介民：《“卿事寮”析論》，《學術(shù)月刊》1988年第2期；郝鐵川：《西周中央官制的演變》，《河南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李西興：《卿事（士）考——兼論西周政體的演變》，《人文雜志》，1987年第3期等。

　　4?對西周世官制度的探討，成果主要體現(xiàn)在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tài)研究》一書的相關(guān)章節(jié)中。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tài)研究》（增訂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2版，390-405頁。

　　通過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大陸學界對西周政治體系的研究，基本是集中于對西周職官制度的研究之上。這是政治體系研究中的一個取向，是傳統(tǒng)官制研究這一學術(shù)傳統(tǒng)在新資料上的一個延續(xù)。

　　另外一個研究取向，則主要體現(xiàn)在海外學者對西周政府的組織結(jié)構(gòu)和運行機制的研究之上，注重用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理論方法來分析西周政府。這方面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顧立雅、許倬云、夏含夷、李峰等。顧立雅對西周王朝政府的組織、財政、司法以及政府的管理技術(shù)等做了深入的探討，認為西周初期的政府，不是一個真正的官僚體制，只能是個原始的、初型的官僚體制。然而，王室的官員確實具備許多官僚制的特征。并討論了西周政府在逐漸復雜演化過程中的一些發(fā)展趨勢和特點。Herrlee G?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Volume one:The Western Chou Empi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許倬云一直比較關(guān)注西周的政府組織，其所著《西周史》一書，在探討西周政府組織的時候，參考顧立雅的研究思路，分析西周政府組織的成分與演變。認為王室內(nèi)廷的服務人員已演變成政府的官員。作冊與史官系的變化，不僅說明了內(nèi)廷（內(nèi)史）官員漸漸掌權(quán)，尹的出現(xiàn)也說明史官系統(tǒng)逐漸擴大，以至內(nèi)部產(chǎn)生層級的分化。三有司的出現(xiàn)，是朝政分工的重要指標。軍隊由師氏演變?yōu)橛凶笥�，而有各項特種兵種的單位，以至軍隊可在駐地“屯田”，也反映了軍隊的漸趨專業(yè)化。西周晚期出現(xiàn)了若干可能是地方行政人員的官稱，也許正是分封制度轉(zhuǎn)變?yōu)榉旨壒芾淼亩四�。許倬云將西周政府組織的特點歸納為世官制度、冊命制度、僚屬組織以及內(nèi)朝和外朝的分離。許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1月。夏含夷對西周政府的官僚化過程所作的分析，則認為其最先是發(fā)生在軍事部門職能的擴大。夏含夷：Western Zhou Histor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9, pp323-326?

　　最近對西周政府的政治體系作深入探究的是李峰的《西周的政體》一書 該書英文版于2008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LiFeng, 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in Early China: Governing theWestern Zhou (1045-771 BC)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8)中文版：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吳敏娜等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0年8月。。該書對過去在這一領(lǐng)域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進行了總結(jié)。認為在西周研究眾多領(lǐng)域中，對西周政府的研究在過去學界，尤其是中國和日本的學者當中曾吸引過很多的關(guān)注。但是，這些研究的學術(shù)貢獻卻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限制。第一個消極因素是這些研究多依賴后代禮書如《周禮》，通常也被稱為《周官》的記載。第二，過去對西周政府的研究似乎十分缺乏理論指導，這在中國和日本的學術(shù)界中反映得尤其明顯。大多數(shù)研究是沿著對西周材料中所見官名的特定職司進行考證的方向展開。而這樣的研究大部分可歸屬于歷史至少可追溯至中古時期的所謂傳統(tǒng)類書中的“官制”研究。第三，過去的研究經(jīng)常是把西周政府從西周大的社會背景中孤立出來，很少注意到政府是如何置于整個西周國家政治制度當中，以及其行政結(jié)構(gòu)是如何與權(quán)力分配相聯(lián)系起來的問題（《西周的政體》，9-11頁）。李峰強調(diào)，《西周的政體》一書并不是一項傳統(tǒng)的“官制研究”，而是結(jié)合現(xiàn)代政治學和社會發(fā)展理論對西周國家政治體制的一個解釋性歷史學研究（《西周的政體?中文版序》）。其研究目的是借助于現(xiàn)代政治學的相關(guān)概念對古代資料進行分析與研究，希望能夠?qū)χ袊�最早的官僚制度——同時也是世界古代文明中最早的官僚制度之一——的西周政府及其基本特點，形成一個全面的認識與分析性的表述；同時也希望廓清西周的國家本質(zhì)及其建立政治權(quán)威和實行統(tǒng)治的特定方式，并以此為例來說明帝國建立之前中國的早期王權(quán)國家（《西周的政體》，2頁）。

　　李峰在寫作過程中，貫徹了其在序言中提出的研究方法，即以現(xiàn)代政治學和社會發(fā)展理論研究西周國家政治體制。運用以韋伯為代表的官僚制學說分析西周的政府結(jié)構(gòu)和運行機制。這種分析和研究，使我們對西周政府官僚機制發(fā)展狀況的認識更加清晰和全面。同時，也為中國與世界其他同時期政治實體之間的比較研究，提供了分析模式。但是，這種模式化的分析和研究方法，對于各政治體系之間的共性研究比較有效，卻容易喪失對某一政治體系個性的認識，而個性特點往往更能反映一個政治體系的發(fā)展方向。

　　許倬云在《西周的政體?序言》中提到：

　　周代政治體系的管理，不能完全像韋伯描述的以工具合理性發(fā)展為理性的官僚制度。西周的政府不能不同時具備家族性，而呈現(xiàn)的方式也不能不帶禮儀性。西周的銅器就是這樣一種功能的產(chǎn)物：無論是記錄任命、賞賜，或者婚姻，都是要用長久存在的方式宣示周王室和臣民之間的這種聯(lián)系。銅器銘文的結(jié)語，常常是子子孫孫永遠寶用，不僅是祝福，也是象征血緣關(guān)系神圣的延續(xù)性。因此，談論西周的管理，既可以從韋伯式的討論下手，更可以從宗教學的角度下手，也許更能看出西周統(tǒng)治的角色。

　　可見，對西周政治體系的研究，在運用現(xiàn)代官僚制學說的同時，應注重西周政府和西周社會所具備的家族性、禮儀性等特征，以及這些特征對西周政府管理模式和發(fā)展方向的影響。

　　對西周政治體系的研究，是一個復雜地、需要不斷推進的課題，正如李峰在其中文版序中所言：“西周政府和政治體系的很多具體方面還有賴將來新的金文資料來填充和進一步說明，而相關(guān)的理論解釋也有待未來學者們不斷地批判和反思�！辈煌�的探討角度，對現(xiàn)有金文材料的不同解讀在研究資料的運用上，《西周的政體》一書基本只采用同時期的西周金文資料，這為其研究奠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chǔ)。但是，由于近年來考古學的繁榮，推進了古文字學和青銅器斷代學的迅速發(fā)展，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xiàn)，《西周的政體》一書在吸收新近的、合理的古文字學和青銅器斷代學的研究成果上存在不足。，以及側(cè)重點不同的理論方法和分析方法，都會推動我們對西周政治體系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認識，這也是本書繼續(xù)探討這一課題的主要原因。

　　三、本書的基本框架

　　古代文獻資料中所記載的古人對其同時代或者先前時代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認識，往往會給予我們一些重要的啟示。

　　《周禮》是一部較為系統(tǒng)、全面的總結(jié)我國先秦職官制度的書，其創(chuàng)作時代，金景芳認為《周禮》一書是東遷以后某氏所作。作者得見西周王室檔案，故講古制極為纖悉具體。但其中也增入作者自己的設(shè)想金景芳：《周禮》，文史知識編輯部《經(jīng)書淺談》，2003年6月新1版，50-60頁。。該書文繁事富，體大精深。全書用六官區(qū)分為六個部分。每一官下都冠以下面這句話：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jīng)野，設(shè)官分職，以為民極。

　　“辨正方位，體國經(jīng)野”和“設(shè)官分職，以為民極”可以看作是早期政治體系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土地與人民的管理。西周對土地和人民所采用的管理方式，從政治結(jié)構(gòu)來看，是實行外服和內(nèi)服的二元體系的。《尚書?酒誥》云：“越在外服：侯、甸、男、衛(wèi)、邦伯；越在內(nèi)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夨令方彝銘文（《集成》9901）有類似的記載：

　　周公朝至于成周，誕令舍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

　　雖然沒有提到內(nèi)服和外服，但明顯體現(xiàn)了這種二元的對稱關(guān)系。林沄認為“內(nèi)服”顯然是指國內(nèi)的臣僚，“外服”稱“邦伯”，可見是指國外關(guān)系林沄：《關(guān)于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幾個問題》，《林沄學術(shù)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12月，94頁。。所謂的國外關(guān)系，即諸侯國與西周王畿的關(guān)系。因此，本書對西周王朝政治體制的討論，主要從外服和內(nèi)服兩個方面入手。在外服方面，主要討論諸侯制，包括諸侯制的產(chǎn)生及其特點，西周王國諸侯制的建立，周王對諸侯的控制情況等。在內(nèi)服方面，我們主要討論西周王畿的行政地域、行政組織，這方面的討論主要是考察西周王朝對畿內(nèi)土地和人民的管理方式。費勒在《政府的歷史》一書中說道，官僚機構(gòu)的滲透功能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是職業(yè)官僚統(tǒng)治領(lǐng)域的廣度，第二是其統(tǒng)治所能到達的深度，朝著村落和城市社區(qū)的方向能延伸多遠“‘Penetration’by the bureaucracy is a function of two elements? The first is therange of the tasks it undertakes? The second is how far down theline, how far towards the village and city communities, does thechain of paid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ors reach? ”S? E? Finer，TheHistory of Government: From the Earliest Times，Oxford UniversityPress, 1997,P63?。我們對西周王畿地區(qū)政府的管理方式的探討，亦主要圍繞這兩個方面展開。討論西周職官的設(shè)置范圍，地域的管理方式，以及不同領(lǐng)域官僚化的發(fā)展程度和狀況。而作為王朝政府中最為活躍的因素——官員，我們從養(yǎng)成教育和官宦生涯的角度，討論西周王朝政府官員的官宦生涯。

　　西周王國的國家結(jié)構(gòu)第一章

　　西周王國的國家結(jié)構(gòu)政治學上國家結(jié)構(gòu)的概念，是指：“國家整體與其組成部分的相互關(guān)系�！眹�家結(jié)構(gòu)形式是指“國家的整體與部分，中央和地方的相互關(guān)系”《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9月，138頁。。這一概念是相對于成熟的現(xiàn)代國家而言，對于西周這種古典時期的國家，在分析其結(jié)構(gòu)時，當然不能生硬地套用這一概念。我們采用國家結(jié)構(gòu)這一概念，主要是側(cè)重于分析西周王國的構(gòu)成，周人心目中國家概念及其具體范圍，探討西周的封國以及其他方國與西周王朝的關(guān)系。

　　對西周王國國家結(jié)構(gòu)的探討，我們主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從傳統(tǒng)政治觀念中的“服制”入手，分析服屬于西周王朝的政治實體的構(gòu)成情況；另一方面具體地分析西周金文和文獻中關(guān)于國中、四國和四方的含義，以探討周人心目中的國家范圍。

　　第一節(jié)西周王國的外服體系

　　在周代的文獻資料中，“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術(shù)語�！胺�”包括職事和貢賦兩個方面董珊：《談士山盤銘文的“服”字義》，《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是指服從西周王朝統(tǒng)治的個人或政治實體對西周王國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在本書的緒論中，我們提到，《尚書?酒誥》記載周人在表述商代的服制，亦即臣屬人員的構(gòu)成狀況時，將之區(qū)分為外服和內(nèi)服。外服主要是指諸侯國，內(nèi)服主要是指王畿地區(qū)的臣僚。夨令方彝銘文表明，周人在描述自身的臣屬結(jié)構(gòu)時，也是采用這種內(nèi)外區(qū)分的二元表述。這表明，在周人的政治觀念中，雖然諸侯和臣僚都屬于西周王國服制的框架中，但其政治屬性是截然不同的。這種政治意識一直保留在時代較晚的《周禮》中，《周禮》將畿內(nèi)稱為“都鄙”，將畿外稱為“邦國”，有意識的將這兩者區(qū)分開來林沄：《林沄學術(shù)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12月，94頁。。關(guān)于服制的討論是了解中國早期國家形式的重要途徑，也是深入認識西周王國政治結(jié)構(gòu)的關(guān)鍵問題。在這一節(jié)中，我們主要討論西周王國的外服制度，及其所反映的西周王國的諸侯體制。

　　西周宣王時期的兮甲盤銘文云（《集成》10174）：

　　王令甲政乂成周四方責，至于南淮夷。南淮夷舊我帛畮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其進人，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則即井翦伐。其唯我諸侯、百姓，氒賈毋不即市，毋敢或入闌宄賈，則亦井。

　　銘文中提到的須接受西周王國管理的商賈擁有者主要有兩類，一是南淮夷，一是諸侯百姓，將南淮夷和諸侯百姓區(qū)分開來。這里的“百姓”，是指畿內(nèi)的百官族姓。參看林沄：《“百姓”古義新解——兼論中國早期國家的社會基礎(chǔ)》，《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4期。收入《林沄學術(shù)文集（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270-278頁。銘文明確說明，南淮夷要向西周王國進納布帛、委積、奴隸等貢物。淮夷由眾邦組成，如駒父盨蓋銘文說明南淮夷由大小邦組成吳大焱、羅英杰：《陜西武功縣出土駒父盨蓋》，《文物》1976年第5期。，鐘銘文（《集成》260）提到“南夷東夷二十有六邦”。這些銘文表明，服從西周王國的邦國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被稱為諸侯，一部分是由大小諸邦組成的被周人統(tǒng)稱為南淮夷之類的邦國。

　　西周王國對不同的邦國采用不同的稱謂，也體現(xiàn)在共王時期士山盤銘文中朱鳳瀚：《士山盤銘文初釋》，《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1期。：

　　惟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王在周新宮，王格大室，即位。士山入門，立中廷，北向。王呼作冊尹冊命山曰：“于入侯，徵荊方服，眔大虘服、履服、六孳服�！焙睢⑧e方賓貝、金。山拜稽首，敢對揚天子子丕顯休，用作文考釐中寶尊盤盉，山其萬年永用。

　　銘文中所記載的邦國較多，周王稱“”為“侯”，稱“”為“方”，與甲骨文中體現(xiàn)的商王對邦國的普通稱謂一致。銘文中的“六孳”之“孳”，董珊將之讀為“子”，認為“子”可能是爵等之子。董珊：《談士山盤銘文的“服”字義》，《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不過，西周金文中作為諸侯稱謂或爵稱的“子”基本均寫作“子”如“賈子”（《集成》10252），唐子（《新收》1209）等。。銅器銘文中常見“孳”字，有的學者將之讀為“蠻”。我們認為這種讀法頗為可取，墻盤銘文（《集成》10175）謂“方蠻無不視”，“蠻”應是西周王國對異質(zhì)文化之邦國的稱號。這些方和蠻都要向西周王國繳納服貢。

　　從以上分析可知，在西周時代，向西周王國承擔服貢的邦國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被西周王國稱謂諸侯的邦國，一類是沒有諸侯稱號的被稱為方、蠻的邦國。即《呂氏春秋?觀世》所謂“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國八百余”的“封國”和“服國”。

　　一、諸侯國

　�。ㄒ唬┪髦苤T侯體系的建立

　　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提到周初建國的情況時說：

　　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當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葉稱王。湯未放桀之時，亦已稱王。當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稱王。蓋諸侯之于天子，猶后世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誥》皆稱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踐奄，滅國數(shù)十，而新建之國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魯、衛(wèi)、晉、齊四國，又以王室至親為東方大藩，夏、殷以來古國，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6月，466-467頁。

　　可見，西周初期，經(jīng)過克殷踐奄等戰(zhàn)事，徹底征服殷商以及東方邦國之后，西周王朝對夏、商以來的邦國體系進行了系統(tǒng)地改造，而改造舊有邦國體系的重要手段是封建諸侯建立外服君長。

　　根據(jù)夨令方彝銘文，西周王國中被稱為“諸侯”的外服君長有“侯、田、男”這幾種人。據(jù)《尚書?酒誥》，商王國的外服君長有“侯、甸、男、衛(wèi)、邦伯”（《尚書?召誥》則作“侯、甸、男、邦伯”）《召誥》中沒有提到“衛(wèi)”，裘錫圭先生認為可能是“衛(wèi)”的地位較低而被略去，也可能本有“衛(wèi)”而傳寫脫落。參看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wèi)”等職官的研究——兼論“侯”“甸”“男”“衛(wèi)”等幾種諸侯的起源》，《古文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343頁。。兩相比較，商代和西周王國外服君長的名稱是基本一致的，夨令方彝沒有提到“邦伯”，但西周金文中經(jīng)常有提到“邦君”五祀衛(wèi)鼎（《集成》2832）、靜簋（《集成》4237）、義盉蓋（《集成》9453）等。金文中的“邦君”可能既包括畿內(nèi)諸侯，也包括畿外小邦。，兩者的含義應該是大致相同的。

　　關(guān)于“侯、田（甸）、男”這幾種諸侯名號的起源，裘錫圭根據(jù)甲骨卜辭和古書的訓詁，認為這幾種諸侯名稱，都是由職官名稱演變而成的。侯的本職是為王斥候，甸的本職是為王治田，衛(wèi)的本職是為王捍衛(wèi)�！澳小北咀鳌叭巍�，其本職是為王任事，職務范圍大概不如其余三者明確。第一批具有諸侯性質(zhì)的侯、甸、男、衛(wèi)，是分別由相應的職官經(jīng)歷了一個發(fā)展過程而形成的。中央王朝應該是在承認了這種由職官發(fā)展而成的諸侯以后，才開始用“侯、甸、男、衛(wèi)”等稱號來封建諸侯，并把這些稱號授予某些臣屬方國的君主的。在較早的時期，侯、甸、男、衛(wèi)等諸侯對中央王朝所承擔的“職”、“服”，跟他們的名稱大概仍然有比較緊密的聯(lián)系。后來，這些稱號好像就只有區(qū)分等級的作用了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wèi)”等職官的研究——兼論“侯”“甸”“男”“衛(wèi)”等幾種諸侯的起源》，《古文文史研究新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343頁。。 

　　從上述諸侯名號的起源來看，這些諸侯本是由擔任王事的職官演變而成。在其誕生之初，即對王朝承擔著重要的職責。西周封建諸侯的背景和目的也說明了諸侯國在王國中所起的功能和作用。

　　西周大規(guī)模封建制的推行，主要是在周公平定三監(jiān)叛亂，東征勝利之后。分封的原因和目的，春秋時期的富辰分析是“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左傳》僖公24年。。清華簡《系年》簡17、18描述為：“周成王既遷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方（旁）埶（設(shè)）出宗子，以作周厚屏。”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12月。這一點基本得到了研究西周封建制度的學者的認同，亦得到西周金文的證明。河北元氏縣出土的臣諫簋銘文（《集成》4237）記載“惟戎大出于軧，井侯博戎”，說明了井（邢）國在抵御戎人進攻中的戰(zhàn)略作用。西周晚期的戎生編鐘（《新收》1613）記載，戎生祖先憲公，被封建的目的是“僪司蠻戎，用榦不廷方”。

　　周代文獻和金文多有對西周封建的記載，我們可以從中窺見西周王國建立諸侯國的一些基本要素。

　　1?魯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丑，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倍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左傳》定公4年）

　　2?衛(wèi)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左傳》定公4年）

　　3?唐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左傳》定公4年）

　　4?燕

　　王曰：大保，唯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對乃享，令克侯于匽，羌、、虘于馭、髟。克次黃德寬將此字釋為“次”，參看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27-30頁。匽，入土眔又司，用作寶尊彝。（克盉/克罍，《新收》1367/1368）

　　5?宜侯

　　隹四月辰在丁未，王省珷王、成王伐商圖，省東或圖。王卜于宜□土南□。王令虞侯夨曰：[遷]侯于宜。易鬯一卣、商瓚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易土，氒川三百……，氒……百又……，氒宅邑三十又五。[氒]……百又四十。易在宜王人……又七里；易奠七白，氒盧……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夨揚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宜侯夨簋釋文參看李學勤：《宜侯夨簋與吳國》，《文物》1985年第7期。，《集成》4320）

　　6?申

　　崧高維岳，駿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zhí)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蓖趺�召伯：“徹申伯土田�！蓖趺�傅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硚硚，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式遄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詩經(jīng)?大雅?崧高》）

　　表一西周封建諸侯的基本要素

　　諸侯國禮儀用品車馬旂禮器兵器民人土地誥命魯大路大旂夏后之

　　璜；彝器繁弱殷民六族

　　土田陪敦

　　祝宗卜史

　　官司魯《伯禽》衛(wèi)大路少帛、綪

　　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殷虛《康誥》續(xù)表諸侯國禮儀用品車馬旂禮器兵器民人土地誥命唐（晉）大路密須之鼓

　　沽洗闕鞏懷姓九宗

　　職官五正夏虛《唐誥》燕有司；羌、

　　貍、虘、

　　馭、髟匽宜侯鬯一卣

　　商瓚一彤弓一、

　　彤矢百、

　　旅弓十、

　　旅矢千王人；奠

　　七伯、盧；

　　宜庶人宜申路車乘馬介圭謝人、

　　私人謝

　　由上表可見，周王封建諸侯，建立邦國的基本要素包括：禮儀用品、民人和土地。禮儀用品在規(guī)格上的差別，可能體現(xiàn)了諸侯之間在王朝中身份地位的不同。關(guān)于邦國中的民人，李峰分析說，地方封國的人口富有多樣性，而且存在典型的分層分級。它首先由一小群征服者，周人及其近屬、依附于諸侯家族的社會權(quán)貴組成。他們之下，是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移民，他們被與其有復雜社會關(guān)系的周人貴族帶入新建的封國；他們中的一些可能是周人的長期同盟，而另一些也可能曾是周的敵人如殷民七族（按：應是“殷民六族”），據(jù)說他們被周王室賜予位于山東新建的魯國。在社會階梯的最底部是大量的當?shù)鼐用�，他們是地方封國新的統(tǒng)治對象。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吳敏娜等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0年，240頁。從上表可以看出，諸侯國受封的人員組成中，被稱為“官司”或“有司”的職官人員基本是必要的，《左傳》的記載雖然沒有說明衛(wèi)國的受封人員中有官員，但司土疑簋（《集成》4059）記載王命康侯鄙國于衛(wèi)時，地的司土參與了這一行動。說明封國在建立的時候，同時也建立了一套用于管理所建封國的行政系統(tǒng)。

　　（二）西周金文資料中的諸侯國

　　1?侯

　　近幾十年來，隨著西周諸侯國青銅器資料的增多以及相關(guān)研究的深入，學者對西周的諸侯稱謂這一問題已經(jīng)取得了一定的共識。很多研究者指出，西周時期外服諸侯國國君的稱名形式通常是“國號+侯”，內(nèi)服臣屬生前的稱名形式通常是“氏名+排行”。外服諸侯和內(nèi)服臣屬兩者在稱謂上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諸侯爵稱》，《歷史研究》1983年第3期；盛冬鈴：《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人名及其對斷代的意義》，《文史》，第17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33-38頁；李零：《西周金文中的職官系統(tǒng)》，收入李零著《李零自選集》，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2月，114-116頁；吳鎮(zhèn)烽：《金文人名研究》，收入?yún)擎?zhèn)烽著《考古文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177-178頁；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10年8月，47-52頁。韓巍進一步提出，“公”多數(shù)情況下是周王授予王朝高級貴族的稱號，少數(shù)地位特殊或立有大功的諸侯也可被冊命為“公”，以示特別的尊寵。與“侯”不同的是，“公”的稱號不能世襲，說明它更多地承載著周王與臣下個人之間的權(quán)力授受關(guān)系�！肮�”在禮制上的地位要高于“侯”，如果一位諸侯先被冊命為“侯”，然后又受命為“公”，就會采用最后也是最高的稱號“公”�！昂睢迸c“公”稱號的使用在當時均有嚴格限制，只有接受周王冊命為“侯”和“公”的貴族才能使用�！安�”在西周時期并非一種爵稱，多數(shù)情況下“伯”意味著個人的排行——即家族嫡長子。由于宗子一般由嫡長子繼任，故“伯”也成為宗子的代名詞。凡是沒有通過正式冊命而獲得“公”、“侯”等政治性稱號的貴族家族長，無論其屬于“內(nèi)服”還是“外服”，都只能使用“氏名+伯”式稱謂，因此可以說“伯”是使用最為普遍的不帶政治意味的男性稱謂。韓�。骸缎鲁鼋鹞呐c西周諸侯稱謂的再認識——以首陽齋藏器為中心的考察》，2010年11月5-7日，“二十年來新見古代中國青銅器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首陽齋藏器及其他（Ancient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Shouyang Studio and Elsewhere: A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mmemorating Twenty Years ofDiscoveries）”會議論文集。

　　西周金文中有“侯”稱謂的諸侯國資料，我們將之整理成下表：

　　表二西周金文資料中的諸侯國

　　諸侯國諸侯稱號/資料地理分布衛(wèi)康侯/《集成》464康伯/《集成》3720陳陳侯/《集成》3815應應監(jiān)/《集成》883

　　應伯/《新收》72

　　應侯/《新收》65

　　應公/《集成》2150蔡蔡侯/《集成》2441裘錫圭認為位于今河南郾城一帶，參看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6月，386-392頁。侯/《集成》948河南邢邢侯/《集成》4237匽匽侯/《集成》689軧軧侯/《集成》5429河北齊齊侯/《集成》4639魯魯侯/《集成》648滕滕侯/《集成》2154紀紀伯/《集成》65

　　紀侯/《集成》14薛薛侯/2377鑄鑄侯/47山東晉晉侯/《新收》1445荀荀侯/《集成》10096楊楊侯/《集成》42年逨鼎楊家村聯(lián)合考古隊：《陜西眉縣楊家村西周青銅器窖藏發(fā)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6期。楷楷侯/《集成》4139

　　楷伯/《集成》4205山西續(xù)表諸侯國諸侯稱號/資料地理分布鄂鄂侯/《集成》2833湖北宜宜侯/《集成》4320江蘇糜糜侯/17侯/2816侯/2820侯/3589“”侯又見于西周共王時期的士山盤，應該是分布淮河流域。 量量侯/3908相相侯/4136侯/4561侯/6514未知

　　從西周金文中諸侯國的分布情況來看，這些諸侯國主要分布于東部地區(qū)。因此，對于立國于西部地區(qū)的西周王國而言，在東部的洛邑建立東都，顯得尤為重要。

　　2?邦伯（畿外）

　　在古代文獻中提到的邦國的等級階梯里，有一種君長被稱為“伯”或“邦伯”的邦國�！睹献�?萬章下》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者，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睂ⅰ安�”列在公侯之后�！抖Y記?王制》中亦有類似說法�！毒普a》中提到“侯、甸、男、衛(wèi)、邦伯”及“侯、甸、男、衛(wèi)”，則稱之為“邦伯”，列在最后面�！犊嫡a》中說“侯、甸、男、邦、采、衛(wèi)”，順序與《酒誥》有所不同，其中的“邦”應該即是“邦伯”�？梢�，在西周邦國的君長稱謂中，有一種稱謂為“邦伯”。亦即西周金文中的“邦君”穆王時代的班簋（《集成》4341）記載：“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馭人伐東國猾戎，咸。王令吳伯曰以乃師左比毛父，王令呂伯曰以乃師右比毛父�！便懳暮笪奶岬降摹皡遣�”、“呂伯”應該即是前文的“邦冢君”。。 

　　西周銘文說明，這種稱為“伯”的君長，確實是一種不同于“侯”的諸侯。戎生編鐘銘文記載：

　　惟十又一月乙亥，戎生曰：休辝皇祖憲公趩趩，啟厥明心，廣巠其猷，爯穆天子霝，用建于茲外土，僪司蠻戎，用榦不廷方。至于辟皇考卲伯穆穆，懿不朁，召匹晉侯，用龏王令。今余弗叚法其覠光，對揚其大福，劼遣鹵責，卑譖征緐湯，取厥吉金，用作寶協(xié)鐘。厥音雍雍鎗鎗銿銿殺殺，既龢且盄。余用卲追孝于皇祖皇考，用旂綽[綰]眉壽。戎生其萬年無疆，黃耈又，畯保其子孫寶用。李學勤：《戎生編鐘論釋》，《文物》1999年第9期，收入《保利藏金——保利藝術(shù)博物館精品選》，廣州：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1999年9月，375-378頁。

　　銘文記載戎生的皇祖憲公稱受穆天子（即西周穆王）之福蔭，建于外土，以司蠻戎，以榦不廷方。穆王封建憲公的目的是管理蠻戎，以榦不廷方。戎生的皇考稱為“卲伯”，銘文則記載他“召匹晉侯，用龏王令”。

　　對于這個邦國的歷史，裘錫圭在討論這篇銘文的文章正文中認為，從鐘銘看，憲公沒有“侯”這一類正式封爵，所建立的顯然不是諸侯國，而是規(guī)模近于采邑的小邦。外土，當指王畿之外的土地。昭伯既受恭王之命輔佐晉侯，其封國大概會成為晉的附庸。但從戎生在銘文下文中講自己的時候，只字不提晉侯來看，大概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持著獨立性。但在文章的“追記”中，裘先生將“龏”改讀為“供”，認為“召匹晉侯”是說輔佐晉侯防范、對付戎狄，不一定含有為晉侯之臣的意思。“用供王命”就是以此來滿足周王朝命其“司蠻戎，用榦不廷方”的要求的意思。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收入《保利藏金——保利藝術(shù)博物館精品選》，1999年9月，365-374頁。李學勤認為，銘文稱憲公受封在“茲外土”，可見由憲公到戎生，居地并無變遷。戎生之父昭伯，“紹匹晉侯，用恭王命”，已經(jīng)不屬于王朝，而是晉臣了。這可能是憲公以來的封地被晉國兼并的結(jié)果。李學勤：《戎生編鐘論釋》，《文物》1999年第9期。

　　銘文中戎生稱其始受封的祖先為“公”，稱其父輩為“伯”，體現(xiàn)了稱謂上的差異。韓巍通過對西周“公”、“侯”、“伯”等稱謂的研究，認為“公”多數(shù)情況下是周王授予王朝高級貴族的稱號，少數(shù)地位特殊或立有大功的諸侯也可被冊命為“公”，以示特別的尊寵。韓巍：《新出金文與西周諸侯稱謂的再認識——以首陽齋藏器為中心的考察》，2010年11月5-7日，“二十年來新見古代中國青銅器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首陽齋藏器及其他（Ancient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Shouyang Studio and Elsewhere: A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mmemorating Twenty Years ofDiscoveries）”會議論文集。。因此，憲公“建于茲外土”，應和“邵公建匽”的情況比較類似，是因憲公在王朝中有較高的榮耀而被封建邦國的。關(guān)于西周金文中“建”的含義，參看裘錫圭：《釋“建”》，收入裘錫圭《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8月，353-356頁。其子亦即戎生的父輩，只被稱為“伯”，說明此邦國確實沒有獲得“侯”這一封爵。

　　與戎生編鐘銘文的記載相類似的，由周王在王畿外建立的邦伯，還有唐伯。近年公布的西周早期的堯公簋銘文云： 

　　公作妻姚簋，遘于王令昜伯侯于晉，惟王二十又八祀。 朱鳳瀚：《公簋與唐伯侯于晉》，《考古》2007年第3期。

　　朱鳳瀚分析說，《晉世家》正義引《括地志》曰：“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叔虞雖被封于唐，雖是晉國公室始封的先祖，但未稱晉侯，是時也當未有稱“晉”的國家，故而春秋時期的晉公仍稱唐叔虞為“唐公”。始稱晉侯的是其子燮父。本銘文中受命“侯于晉”的唐伯，應即是指燮父，由此可知，燮父在侯于晉前稱“唐伯”同上。。由此可知，叔虞及其子燮父在唐時尚未正式取得“侯”的地位，只能稱謂“伯”。

　　類似的現(xiàn)象還有胙伯。據(jù)《左傳》僖公24年，周初所封建的姬姓邦國中，胙為周公之胤。胙國位于今河南延津北。西周金文相應的國名作“柞”，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與柞有關(guān)的銅器銘文中，如柞伯鼎朱鳳瀚《柞伯鼎與周公南征》，《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5期。和柞伯簋（《新收》76），柞的君長均稱為“伯”。此外，義盉蓋（《集成》9453）銘文記載周王在魯會合邦君、諸侯等人舉行大射禮，這些邦君可能主要也是屬于畿外的。

　　雖然戎生之父昭伯所擁有的邦國是否已經(jīng)淪為晉國的附庸還存在爭論，但君長稱為“伯”的邦國，確實有一些已經(jīng)淪為侯國的附庸。

　　近年在山西絳縣橫水鎮(zhèn)橫北村發(fā)現(xiàn)的“倗伯”，一般認為是晉國的附庸“懷姓九宗”之一。宋建忠、吉琨璋、田建文：《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8期；李學勤：《絳縣橫北村大墓與倗國》，《中國文物報》，2005年12月30日第7版。2007年在山西翼城大河口發(fā)現(xiàn)的“霸伯”，應該也是晉國的一個附庸小邦衛(wèi)康叔：《大河口西周墓地——小國的霸氣》，《中華遺產(chǎn)》，2011年第3期。。從本書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西周王朝跟這些邦國的聯(lián)系亦比較密切。

　　3?衛(wèi)

　　在古代文獻中提到的邦國的等級階梯里，還有一種稱為“衛(wèi)”的邦國。林沄在討論這一問題時認為，《酒誥》中提到“侯、甸、男、衛(wèi)、邦伯”及“侯、甸、男、衛(wèi)”，則作為諸侯的國君，或許還有一類叫“衛(wèi)”。但《康誥》中說“侯、甸、男、邦、采、衛(wèi)”，把采和衛(wèi)列在邦之后，則衛(wèi)和邦也許還有一定的差別�！秶�語?周語》有“邦外侯服，侯衛(wèi)賓服”之說，似乎可以理解為侯國的“衛(wèi)”是王的“賓服”，則衛(wèi)也許是諸侯之國的衛(wèi)星國�！抖Y記?王制》中有“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的說法，所以可勉強算是邦，又不大夠邦的資格，對王的服從關(guān)系是間接的。林沄：《林沄學術(shù)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12月，96頁。

　　“衛(wèi)”這一稱謂出現(xiàn)在攸比鼎銘文（《集成》2818）。該銘文有人名“攸衛(wèi)牧”，論者指出從銘文記載比得到攸衛(wèi)牧的土地后改稱為“攸比”這一現(xiàn)象可以推斷，“攸”為地名，“攸衛(wèi)”指攸地之衛(wèi)。銘文體現(xiàn)攸衛(wèi)牧直接受周王的管制，很難說明其是諸侯國的附庸。因此，“衛(wèi)”是否是諸侯國的附庸之國，還可作進一步的討論。

　�。ㄈ�）西周王國對侯國和邦國的管理

　　從上文的討論可知，目前所見的西周金文資料中西周王朝的外服君長的稱呼主要有三類：侯、伯（邦君）和衛(wèi)。其中以侯和邦伯最為常見，其所代表的政治實體分別是侯國和邦國�！昂睢焙汀鞍畈�”作為諸侯的一種稱號，是由周王授予、封建的。周王在建立諸侯國之初，通過封建禮分封諸侯禮器、土地和人民，表示對諸侯統(tǒng)治權(quán)的建立和認可。這些新建立的諸侯國雖然在其侯國內(nèi)擁有獨立的治權(quán)，但是必須對西周王國承擔一定的義務，西周王國亦通過一些方式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昭王時代的夨令方彝（《集成》9901）銘文記載周王命令周公“尹三事四方”，周公到成周后舍令四方，“眔諸侯：侯、田、男。”說明了西周王朝對四方諸侯的管理。具體分析西周王國對侯國和邦國的管理方式，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西周國家形式的內(nèi)涵。

　　1?對繼位新侯的授命

　　西周金文和文獻資料表明，諸侯的繼承需得到王命的認可。伯晨鼎（《集成》2816）記載：

　　惟王八月辰在丙午，王命侯伯晨曰：嗣乃祖考侯于，賜汝矩鬯一卣，玄袞衣幽黃、赤舄；駒車：畫呻、學、虎、冟里幽、攸勒；旅五旅，彤弓彤矢，旅弓旅矢，矛、戈、冑。用夙夜事，勿廢朕命。晨拜稽首，敢對揚王休，用作朕文考瀕公宮尊鼎，子孫其萬年永寶用。

　　銘文說明，伯晨是繼嗣其祖輩和父輩的諸侯地位而侯于的，而這種繼承須在周王舉行的冊命禮儀中獲得確認。

　　《詩經(jīng)?大雅?韓奕》記載宣王時期宣王授命韓侯纘繼其祖考為侯：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賜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钖，槨鞃淺幭，革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鱉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e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云。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讟讽n土，川澤。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賜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從以上所引的周王對新繼位諸侯的授命可以看出，在授命禮儀中，周王除了親命受命者為侯外，主要是賜予象征諸侯地位的禮儀用品。說明這種授命是對受命者禮法地位的認可，確認其在西周禮法系統(tǒng)中所享有的權(quán)利。

　　這種授命確定了授受雙方的一種政治關(guān)系。西周王畿內(nèi)對官僚的任命也采用授命制度（一般稱為“冊命”），以確立周王與臣僚之間的政治關(guān)系。如果關(guān)系人一方發(fā)生變化，不論是周王或者是臣僚，即要重新舉行冊命禮儀，以重新確定雙方的關(guān)系。所以很多學者認為這種對臣僚的冊命，建立的是一種周王和臣僚雙方個體之間的契約關(guān)系。與畿內(nèi)臣僚冊命不同的是，對諸侯的授命則是發(fā)生在當諸侯一方發(fā)生更替時，才需要周王舉行授命禮加以認可。目前的資料尚未見到因王位發(fā)生更替而需要對已經(jīng)冊命的諸侯進行重新授命的情況。因此，諸侯的授命禮體現(xiàn)的應該是西周王國和諸侯之間的契約關(guān)系。即通過這種禮儀所確定的服屬關(guān)系，是諸侯對西周王國服屬關(guān)系的認可，而不是對具體某個周王的服屬。

　　2?見事

　　匽侯旨鼎（《集成》2628）和麥方尊（《集成》6015）兩篇銘文記載西周的諸侯要到宗周向周王述職，金文和文獻稱之為“見事（士）”。

　�。�1）匽侯旨鼎：

　　匽侯旨初見事于宗周，王賞旨貝二十朋，用作姒寶尊彝。

　　楊樹達指出銘文中的“見事”，即《尚書?康誥》“見士于周”之“見士”，“士”應讀為“事”，“見事”猶言述職。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卷六《匽侯旨鼎跋》，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153-154頁；楊樹達：《書康誥見士于周解》，《積微居小學述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8月，336頁。楊樹達并提出，見事之文又見于他器，鼎云：“己亥，見事于彭�！币嘤惺÷云湮膯窝砸娬�，賢簋云：“惟九月初吉庚午，公叔初見于衛(wèi)，賢從�！睏顦溥_：《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卷六《匽侯旨鼎跋》。至于鼎的“見事”，裘錫圭指出應改釋為“視事”，認為從銘文看，當是奉車叔之命視事于彭地，故受其賞。參看裘錫圭：《甲骨文中的見和視》，收入臺灣師范大學國文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甲骨文發(fā)現(xiàn)一百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5月，1-6頁。賢簋（《集成》4104）的說法和下引麥方尊“侯見于宗周”的文例一致，因此，公叔應該是衛(wèi)侯的下屬。由此可見，“見事”這種述職方式在西周是一種較為普遍的政治行為。

　　麥方尊詳細記載了諸侯到宗周述職時的活動：

　�。�2）麥方尊《集成》6015：

　　王令辟井侯出壞，侯于井。雩若二月，侯見于宗周，無敃“敃”字考釋參看陳劍：《甲骨金文舊釋“尤”之字及相關(guān)諸字新釋》，收入《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4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0月，74-94頁。。王芳京祀。雩若翌日，在璧雝，王乘于舟，為大豊。王射大龏，禽。侯乘于赤旗舟，從死（事），咸。之日，王以侯內(nèi)于寢，侯賜琱戈。雩王在，巳夕，侯賜者臣二百家，劑用王乘車馬，金勒，（裳）、衣、巿、舄。惟歸，天子休，告亡敃，用龏義寧侯，顯孝于井侯。作冊麥賜金于辟侯，麥揚，用作寶尊彝，用瓚侯逆復“復”字的釋讀暫從吳匡、蔡哲茂的說法，參看吳榮曾主編：《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1月，137-152頁。明令。惟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鑄，子子孫孫其永亡終，用覆德妥多友，享奔走令。

　　銘文記載井（邢）侯授命侯于井（邢）后，回宗周述職，述職禮儀進展順利而無吝。邢侯隨即參與了周王在芳京舉行的祀典，并受到了周王的賞賜。由此反映，到宗周參與周王舉行的典儀，應該是諸侯述職行為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3）獻簋（《集成》4205）

　　惟九月既望庚寅，楷伯于遘王，休，無敃。朕辟天子、楷伯令厥臣獻金車。對朕辟休，作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不望獻身在畢公家受天子休。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認為，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遘，假借為覯�！薄对�?大雅?公劉》“乃覯于京”，毛亨《傳》：“覯，見也�！庇谟M王即往見王，為朝覲之儀。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56頁�？梢姟翱�伯于覯王”的含義和麥方尊“侯見于宗周”的含義類似�？瑸楹顕�，從楷伯的稱謂來看，此時其尚未繼位為侯，可能是以諸侯世子的身份去朝覲周王。

　　3?派遣官員管理駐于其境內(nèi)的軍隊

　　周王有時會任命一些官員輔助諸侯管理某一具體事務：

　�。�1）善鼎（《集成》2820）：

　　惟十又一月初吉辰在丁亥，王在宗周，王各大師宮。王曰：善，昔先王即令汝左疋侯，今余惟肇申先王令，令汝左疋侯監(jiān)師戍，賜汝乃祖旂，用事。善敢拜稽首，對揚皇天子丕丕休，用作宗室寶尊。惟用妥福，唬前文人，秉德恭純。余其用各我宗子與百生，余用匃純魯于萬年，其永寶用之。

　　善鼎的年代為西周中期，銘文中的“侯”指地之侯，商代晚期的尹光鼎（《集成》2709）器名從何琳儀：《聽簋小箋》，《古文字研究》第25輯，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10月，178-181頁。有“（次）”。善受命輔佐侯，官歷兩朝，具體負責輔佐侯監(jiān)管在地戍守的軍隊。西周在地駐有軍隊還體現(xiàn)在簋銘文（《集成》4266）中：“王若曰：，命汝作冢司馬�！闭f明西周對于地駐扎的戍守軍隊的管理，除了王朝本身委任官吏外，還設(shè)立諸侯進行監(jiān)管，而且還派遣官員去輔助諸侯執(zhí)行這一監(jiān)管職責。

　�。�2）引簋 

　　惟正月壬申，王各于龏大室。王若曰：“引，余既命女更乃且攝司齊，余惟申命女，賜女彤弓一，彤矢百，馬四匹，敬乃御，毋敗脊（跡）�！币�拜稽首，對揚王休，同□追孚呂兵，用作幽公寶簋，子子孫孫寶用。

　　引簋出土于山東高清陳莊西周遺址的一墓葬中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海岱考古》第4輯，科學出版社，2011年5月，72-104頁。。根據(jù)銘文和器形，其年代大致為西周中期偏晚。銘文記載周王命令“引”賡繼其祖輩管理“齊”，因而受賜彤弓、彤矢、馬匹等武備。“齊”一詞還出現(xiàn)在陜西安康出土的史密簋銘文中。李學勤在討論史密簋銘文時提出，“齊師”一詞也見于師寰簋（《集成》4313、4314）。“師”字本器作繁體“師”的左半，師寰簋則作其右半，可證兩者都必須讀作“師”。齊師是齊國的三軍，乃鄉(xiāng)里所出，與周王六軍或稱“六師”同例李學勤：《史密簋所記西周重要史實》，收入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170-178頁。。朱鳳瀚認為：“引直接受王命治理齊師，應是王朝卿士，而非齊侯臣屬。齊師是西周王朝在齊地所設(shè)直轄軍隊的可能較小，還當理解為齊國軍隊較好�！薄渡綎|高青縣陳莊西周遺址筆談》，《考古》2011年第2期。收入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海岱考古》第4輯，科學出版社，2011年5月，354-366頁。

　　從引簋的出土地點，以及史密簋和師寰簋均記載與齊聯(lián)合作戰(zhàn)的多是分布于今山東一帶的萊、紀等國，同時戰(zhàn)事亦均發(fā)生在山東一帶等情況來看，此“齊”之“齊”確應即齊國之齊�！耙�”的任命乃是賡繼祖職，說明西周王朝對齊國軍隊的控制并非是一種臨時的授命。

　　引簋所體現(xiàn)的西周王朝對齊國軍隊的控制，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西周時期王朝政府對諸侯的控制力。

　�。�3）豆閉簋（《集成》4276，傳出西安）

　　惟王二月既生霸，辰在戊寅。王各于師戲大室，井伯入右豆閉，王呼內(nèi)史冊命豆閉。王曰：閉，賜汝戠衣雝巿鑾旗，用纂乃祖考事，司俞邦君司馬、弓矢。

　　楊寬認為此銘文的邦君即諸侯，周王這樣任命諸侯的司馬兼弓矢之官，說明天子能夠兼管諸侯的軍事行動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394頁。。此銘的邦君，應該和諸侯有區(qū)別的，是指沒有被周王朝授予諸侯封號的邦國君長。但是從銘文判斷不出是畿外邦君還是畿內(nèi)邦君。豆閉受王命管理邦君的司馬和弓矢（《周禮》有“司弓矢”職官），可能和善鼎銘文記載善受王命協(xié)助侯管理師戍的情形類似。

　　4?舉行典儀

　　禮儀活動在西周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禮儀活動主要包括大射禮、大禮和殷見禮等。

　�。�1）柞伯簋（《文物》1998年第9期56頁圖三，《新收》76）

　　惟八月辰在庚申，王大射在周。王令南宮率王多士，師父率小臣，王遟赤金十反（版）。王曰：小子、小臣，敬又賢獲，則取。柞伯十爯弓，無廢矢。王則畀柞伯赤金十反（版），賜貍（？）。柞伯用作周公寶尊彝。

　　銘文記載周王在周（宗周）舉行大射。關(guān)于大射，楊寬認為是天子或諸侯會集臣下在大學舉行的。其目的著重在行禮，通過行禮的方式來進行“射”的練習和比賽。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716頁。劉雨指出，西周金文中的射禮都有周王參加，是為“主”，與其相對的“賓”多是邦君、諸侯……參與陪射的多為周王的正長和有司。劉雨：《西周金文中的射禮》，《考古》1986年第12期，1118頁。柞伯應該是以邦君的身份為“賓”。

　�。�2）義盉蓋（《集成》9453）

　　惟十又一月既生霸甲申，王在魯，即邦君、諸侯、正、有司大射。義蔑暦，眔于王逑即。賜貝十朋，對揚王休，用作寶尊盉，子子孫孫其永寶。

　　陳劍分析銘文內(nèi)容說，周王會合比次邦君、諸侯、正、有司諸人大射，“正、有司”作為王朝官員，是周王的屬下，很可能與周王一起組成“主”一方即“主黨”；邦君、諸侯則組成“賓黨”。陳劍：《據(jù)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2），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4月。這是周王在魯?shù)嘏e行大射禮，會合諸侯以及邦君的例子。

　�。�3）叔夨鼎北京大學文博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fā)掘》，《文物》2001年第8期。主要研究文章有：李伯謙：《叔夨方鼎銘文考釋》，《文物》2001年第8期；李學勤：《談叔夨方鼎及其他》，《文物》2001年第10期；饒宗頤、黃盛璋、朱鳳瀚、劉雨、吳振武、張懋镕、王占奎、田建文、孫慶偉：《曲沃北趙晉侯墓地M114出土叔夨方鼎及相關(guān)問題研究筆談》，《文物》2002年5期；黃盛璋：《晉侯墓地M114與叔夨方鼎主人、年代和墓葬世次年代排列新論證》，載上海博物館《晉侯墓地出土青銅器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版；黃錫全：《晉侯墓地諸位晉侯的排列及叔虞方鼎補證》，同上；李學勤：《叔虞方鼎試證》，同上；沈長云：《新出叔夭方鼎中夭字的釋讀問題》，同上；馮時：《叔夨考》，同上；劉雨：《叔虞方鼎銘的閏月與祭禮》，同上；曹瑋：《叔夨方鼎銘文中的祭祀禮》，同上。 

　　惟十又四月，王大在成周。咸，王呼殷厥士，叔夨以裳、車馬、貝卅朋。敢對王休，用作寶彝，其萬年揚王光厥士。

　　關(guān)于銘文的內(nèi)容，李學勤指出“殷”指殷見，指聚合朝見；“士”如《尚書?多士》的“士”，孔穎達《正義》云“士者，在官之總號”，包括王朝卿大夫在內(nèi)，不能理解為只限士這一級。李學勤：《談叔夨方鼎及其他》，《文物》2001年第10期。銘文中的“叔夨”，李伯謙提出讀為“叔虞”即指唐叔虞。李伯謙：《叔夨方鼎銘文考釋》，《文物》2001年第8期。這一看法已經(jīng)得到了學術(shù)界的認可。王在成周舉行大禮，以殷見包括唐叔夨在內(nèi)的官員。

　�。�4）保卣（《集成》5415）

　　乙卯，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延兄六品，蔑曆于保，賜賓貝，用作文父癸宗寶尊彝，遘于四方王大祀祓于周，在二月既望。

　　關(guān)于銘文中的“殷”，《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提出了兩種解釋，一說是認為“殷”指“武庚祿父”，另一說認為“殷為殷同之禮，為四方諸侯會王于都城”，而認為前說更有道理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4月，22頁。。我們認為把“殷”解釋為“殷同”之禮更恰當，是說保參與了周王殷同東國五侯的典禮。這種殷同禮還見于申卣（《集成》5400）“惟明保殷成周年”、傳卣（《集成》4206）“王囗京，令師田父殷成周囗”等銘文中。

　　從以上對諸器的分析可知，周王通過舉行大型的禮儀活動，如大射禮、大禮、殷同禮等，來會同諸侯，加強諸侯和西周王朝的聯(lián)系。舉行這些活動的地點有的在宗周、有的在成周，有的則在諸侯國之地舉行，如義盉蓋所體現(xiàn)的，王在魯舉行大射禮，其所會同的邦君和諸侯，應該是魯國附近的分布于東方的諸侯和邦君。

　　5?影響諸侯的廢立

　　根據(jù)《史記》的記載，西周時期周王對諸侯的廢立有較大的影響�！妒酚洝酚涊d的案例有：

　�。�1）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史記?齊太公世家》）

　�。�2）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史記?魯周公世家》）

　�。�3）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乃立稱于夷宮，是為孝公。（《《史記?魯周公世家》）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西周晚期西周王朝實力衰退而不如先前，周王對諸侯國仍具有較大的影響。西周共王時期的士山盤銘文的記載可能反映了周王對諸侯立國的影響。

　　惟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王在周新宮，王格大室，即位。士山入門，立中廷，北向。王呼作冊尹冊命山曰：于入侯。

　　李學勤認為“于入侯”之“入”的用法與《左傳》常見的“納某諸侯”之“納”的用法相同。董珊贊同這一意見，并解釋說在《春秋》經(jīng)傳中，有“納某侯（于某地）”和“某侯入（于某地）”兩種句式�！洞呵铩方�(jīng)傳中這類“入”或“納”都是指諸侯在本國或他國勢力的支持下入境執(zhí)政。因此，士山盤周王讓士山“于入侯”的字面意思就是周王命令士山送侯歸國。董先生并進一步推測送歸侯的原因，認為不外乎兩種可能。第一，由以上《春秋》經(jīng)傳“納某侯”的事例可以揣度，或許是前此侯曾由于某種原因而失政出國，周王朝作為侯的保護者扶植他重新入境為政；第二，由下文士山此行又去徵其他四個方國的“服”來看，侯也可能曾朝見于周，朝見之后周王命令士山護送侯歸國，這是一種禮遇。董珊：《談士山盤銘文的“服”字義》，《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如果是第一種可能，則銘文體現(xiàn)了西周王朝對擁立侯的影響。

　　6?周王出巡列國

　　上引義盉蓋銘文記載了周王在魯?shù)貢�見邦君、諸侯，這種以出巡的方式加強對諸侯的管理的方式，還體現(xiàn)在以下銘文中。

　　爯簋（《新收》1606）

　　惟王十又一月初吉丁亥，王才姑，王弗朢應公室，滅寵“寵”字釋讀參看陳劍：《釋“琮”及相關(guān)諸字》，陳劍：《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4月，273-316頁。爯身，賜貝三十朋，馬四匹，爯對揚王丕顯休寵，用作文考釐公尊彝，其萬年用夙夜明享，其永寶。

　　李家浩認為爯簋的年代是在穆王時期，器主“爯”和應侯爯盨中的“應侯爯”是同一人。銘文的“故”是衛(wèi)邑。李家浩：《應國爯簋》，保利藏金編輯委員會：《保利藏金——保利藝術(shù)博物館精品選》，廣州：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1999年9月，73-78頁。銘文說明王在衛(wèi)邑“姑”會見后來成為應侯的爯。這種王在畿外會見諸侯的方式，與諸侯見事于宗周不同，大致可看做是周王以巡視的方式管理諸侯國。

　　7?派遣使者到邦國

　　除了上文所討論的周王親自巡視諸侯國外，西周金文還記載了周王派遣王朝官員到地方安撫或視察侯國或邦國。

　�。�1）駒父盨蓋 吳大焱、羅英杰：《陜西武功縣出土駒父盨蓋》，《文物》1976年第5期。 

　　惟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中邦父命駒父南諸侯。

　　駒父盨蓋的年代為宣王時期，銘文中的“”，李學勤認為讀為“鳩”，訓“安集”、“安”。銘文中所說南仲命駒父去安集南方諸侯，很可能是征伐淮夷戰(zhàn)爭剛結(jié)束后的措施。李學勤：《兮甲盤與駒父盨——論西周末年周朝與淮夷的關(guān)系》，收入李學勤：《新出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6月，142-143頁。受命去安撫南諸侯的駒父應該是西周王朝的官吏。

　�。�2）倗伯簋 山西考古所：《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發(fā)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8期。 

　　惟二十又三年初吉戊戌，益公蔑倗伯爯歷，右告令金車旅。爯拜手稽首，對揚公休，用作朕考寶尊，爯其萬年永寶用享。

　　銘文中的“益公”，是西周王朝中的重要官員，見于詢簋（《集成》4321）、走馬休盤（《集成》10170）、師道簋李朝遠：《師道簋銘文考釋》，上海博物館編：《草原瑰寶：內(nèi)蒙古文物考古精華》，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6月，16頁。、王臣簋（《集成》4268）、申簋蓋（《集成》4267）等銘文中，常在王朝的冊命禮中擔任右者。倗，一般認為是晉國的一個附庸邦國。銘文說明西周王朝的重臣益公對倗伯的蔑歷�！懊餁v”一詞，多見于周王對所屬臣僚進行勉勵和嘉賞的場合。這篇銘文體現(xiàn)了西周王朝對所屬邦國的管理。

　　（3）霸伯簋《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中國文物報》2010年1月7日第6、7版“山西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冀城縣文物旅游局：《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中國文物信息網(wǎng)，2011年3月25日，http://topic?ccrnews?com?cn/ArticleDetail?aspx?id=171。 

　　惟十又一月，井叔來麥，乃蔑霸伯歷，史（使）伐，用壽（幬）二百，丹二量，虎皮。霸白（伯）拜稽首，對揚井叔休，用乍（作）寶簋，其萬年子=（子子）孫=（孫孫）其永寶用。銘文釋文參考黃錦前、張新�。骸栋圆�簋銘文小議》，簡帛網(wǎng)，2011年5月3日。但該釋文在“井”字后括注“邢”，則不確，銘文中的“井”應為西周金文中常見的畿內(nèi)邦伯“井”，而不是邢侯之“邢”。

　　霸伯簋銘文所體現(xiàn)的情況和上引倗伯簋相似�！鞍浴保�黃錦前、張新俊認為可能是“潞”，當可信�？赡芤彩菚x國的懷姓九宗之一。其地位和倗類似，亦屬于邦國。銘文中的井叔，亦見于師察簋（4253）、趩尊（6516）、免簋（4240）、免尊（6006）等銘文中，擔任王朝冊命禮中的右者。井叔對霸伯的蔑歷和賞賜，也說明了西周王朝對所屬邦國的管理。

　　8?征令諸侯參與戰(zhàn)事

　　參與周王朝的戰(zhàn)事，是諸侯基本的義務，銅器銘文經(jīng)常可見諸侯參與王朝戰(zhàn)事的記載。

　�。�1）柞伯鼎 朱鳳瀚：《柞伯鼎與周公南征》，《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5期。 

　　惟四月既死霸，虢仲令柞伯曰：才乃祖周公繇又共于周邦。用昏無殳，廣伐南國，今汝期率蔡侯左至于昏邑，既圍城，令蔡侯告徵虢仲遣氏曰：既圍昏。虢仲至，辛酉，尃伐。柞伯執(zhí)訊二夫，獲馘十人。其弗敢朕皇祖，用作朕皇祖幽叔寶尊鼎，其用追享孝，用旂眉壽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根據(jù)朱鳳瀚的研究，柞伯鼎的年代在西周晚期，當以厲、宣時期為妥。鼎銘中的“虢仲”，與虢仲盨（《集成》4435）中的“虢仲”當是一人，亦即《后漢書?東夷傳》所載厲王時期的“虢仲”。在王朝中具有重要的政治與軍事地位。朱鳳瀚：《柞伯鼎與周公南征》，《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5期。銘文體現(xiàn)了王朝官員虢仲號令柞伯、蔡侯等諸侯對昏的戰(zhàn)役。虢仲所代表的王朝權(quán)威應該是很高的，因為銘文記載虢仲可命令柞伯率領(lǐng)蔡侯，以其權(quán)威建立諸侯之間的等級差異。

　�。�2）《史密簋》（《新收》636）

　　惟十有一月，王命師俗、史密曰：東征，敆南夷盧、虎會杞夷、舟夷，雚不墜，廣伐東國。齊師族土述（遂）人乃執(zhí)圖、寬、亞。師俗率齊師述人左□伐長必，史密右率族人釐伯、僰殿周伐長必，獲百人。對揚天子休用作朕文考乙伯尊簋，子子孫孫其永寶用。

　　（3）師寰簋（4313，4314）

　　王若曰：師寰，哉！淮夷繇我（帛）畮臣，今敢博厥眾叚反厥工事，弗我東國。今余肇令汝率齊師、、釐、僰，殿左右虎臣正淮夷，即厥邦單曰冄曰褮曰鈴曰達。

　　史密簋和師寰簋所記載的都是對進犯西周東國之淮夷的戰(zhàn)爭，因此，王朝所率領(lǐng)軍隊的成分亦類似，其中參與作戰(zhàn)的邦國主要有紀、釐、僰等。

　　此外，宣王時期的晉侯蘇編鐘（《新收》870）記載晉侯蘇在宣王的督戰(zhàn)下攻伐夙夷。從上引這些銘文可以看出，參與王朝組織的對淮夷等不屬于西周王國系統(tǒng)的邦國的戰(zhàn)事，是西周封建邦國對王朝的主要義務。

　　從以上的討論可知，西周王朝采用多種方式對其所封建的侯國或邦國進行管理，各侯國、邦國與王朝具有較為密切的關(guān)系。他們在政治地位上雖然與內(nèi)服臣屬有著較大的區(qū)別，但和他們一樣同屬于西周的王國系統(tǒng)之中。楊寬在討論天子控制和使用諸侯的制度時，認為當時天子所以能夠控制和使用諸侯，首先由于諸侯的卿出于周王的派遣、選拔和任命。并引梁其鐘“天子事梁其身邦君大正”，認為是天子使梁其出任邦君的大正�！按笳�”是主管刑法之官。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394頁。若如楊寬所言，“邦君大正”是指邦君之大正的話，銘文是應該指明具體的邦君的，如豆閉簋。這里“邦君大正”的含義不能確指，可能是指管理畿內(nèi)邦君的大正。從目前的西周金文來看，尚未見到由周王任命諸侯卿士大臣的記載。因此，象《禮記?王制》所言“大國之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的制度，在西周時期是否存在，仍有待資料的進一步證明。當時天子之所以能控制和使用諸侯，當是由于諸侯多由與王室有親戚的家族擔任，并接受天子的冊封，而天子用宗法、禮儀等約束諸侯，并保持強大的軍事與政治力量，以強化對諸侯的控制。

　　二、西周王朝的服屬國

　　在以王朝和諸侯國組成核心體系的西周王國，還存在著一些服屬于西周王朝，但沒有接受過周王授予的諸侯等級名號的邦國。這些邦國由于沒有接受西周王朝的冊封，不屬于西周王國體系之中，與王朝的關(guān)系亦比較微妙，叛服不定，與西周王朝并沒有形成緊密的聯(lián)系。正如諸侯國有附庸國，我們把這些邦國稱為西周王朝的服屬國。

　　在西周王朝的政治理念和實踐中，擁有和保持服屬國，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內(nèi)容。史墻盤將“方蠻無不視”看作是恭王的一個重要功績。對于背叛不來王庭的邦國，則要進行安撫或討伐，前者如毛公鼎“率褱不廷方”；后者如五祀鐘“貖不廷方”，逑盤“方狄不享”。參看李家浩：《說“貖不廷方”》，收入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11-17頁。因此，對于這些不同于封國的服屬國的研究，是了解西周國家組織方式的一個重要方面。

　　西周金文和相關(guān)文獻中有一些關(guān)于西周時期西周王朝討伐反叛方國的記載，通過對這些資料的梳理，我們大致可以了解西周王朝服屬國的情況，大致是分布于西方、北方的戎狄，分布于東方的包括徐在內(nèi)的夷族以及分布在南方的繁荊、荊、楚荊等邦國，主要是一些被稱為戎、夷、荊的邦國。在這些資料中，關(guān)于西周王朝和夷族之間關(guān)系的記載要相對豐富，而且相關(guān)資料已經(jīng)為我們提供了分析和認識夷族的構(gòu)成及其內(nèi)部關(guān)系的可能。因此，在下面的討論中，我們將單獨討論有關(guān)夷族的問題，而將夷族外的服屬國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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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夷是分布于淮水南北近海之地的部族胡渭曰：“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為淮夷�！焙�渭：《禹貢錐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正文133－134頁。，宣王時代的師寰簋銘文謂“淮夷繇我（帛）畮臣”，同時代的駒父盨蓋銘文亦有周王命令朝臣向南淮夷征取服貢的記載。說明淮夷屬于西周王朝的服屬國系統(tǒng)中。西周之世，對南夷的戰(zhàn)爭時有發(fā)生�！逗鬂h書?東夷傳》記載：

　　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低踔畷r，肅慎復至。后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后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quán)，不忍斗其人，故致于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shù)，因名其山為徐山。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卻焉�！逗鬂h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2808頁。 

　　從這一記載來看，西周王朝與淮夷的戰(zhàn)爭主要在西周穆王、厲王、宣王以及幽王之世。穆王時期西周王朝對以徐偃王為首的諸夷的戰(zhàn)爭，又記載于《史記?秦本紀》和《史記?趙世家》中。內(nèi)容相差不大，《后漢書》的記載應是取自《史記》。西周金文有關(guān)西周王朝與淮夷戰(zhàn)爭的記載，為數(shù)不少，前輩學者也做過討論。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guān)問題》，《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這些金文的年代，基本也是分屬于穆王、厲王、宣王時期。我們先按時代引用相關(guān)銘文（所引銅器的年代，采用學界通行的看法，除個別銅器外，不再說明），再作具體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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