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會都不會希望自己的思維方式及日常生活被打亂，擔心這種變化對政治、宗教或二者可能產(chǎn)生的影響。理想就好像是，一言以蔽之，個體意識與集體意識的完全重合，這一重合即使不是被現(xiàn)行權(quán)力的價值論塑造的，至少也合它的意。總之，我們應(yīng)該恭敬地思考。這正是馬塞爾·埃梅（Marcel Aymé，1902—1967年）所謂的“思想的安逸”（le confort intellectuel），也是今天被置于“政治正確”這一概念下的東西。從這個角度看，哲學誕生于驚奇，這一自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來沒有人對此提出過異議的事實，本身也必然導致那些生發(fā)這種驚奇的人思維方式的突變。于是，這一預料之外的事件所產(chǎn)生的有關(guān)世界的新看法或多或少將對之前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舊觀念帶來沖擊。因此，如果這一啟示的受益人敢于傳播它，甚至倡導將其作為看待世界和人類的正確方式，那么他就會置身風險之中。頂風行船或逆流而上總是困難的，往往危險重重。 當羅馬的領(lǐng)土擴張使兩種文化相遇的時候，情況當然就是這樣的。這兩種文化各自的特征已在保羅·韋納（Paul Veyne）的一部作品中得到說明，它們數(shù)百年來的關(guān)系促成了一個“希臘—羅馬帝國”的建立。這樣兩種集體意識間有著怎樣精彩的對峙�。∫贿吺橇_馬人，他們確信，如維吉爾所歌唱的那樣，自己是受神的委托來統(tǒng)治世界的；一邊是希臘人，他們意識到自己屬于這樣一個獨一無二的民族，這個民族的文明程度是不證自明的。這是兩種優(yōu)越感間的對峙，每一方都懂得最大限度地利用這一對峙。在希臘方面，普魯塔克、愛比克泰德以及埃利歐斯·阿瑞斯忒伊得斯（Aelius Aristide，117—181年）清楚地看到了政治穩(wěn)定的好處。在羅馬方面，如同賀拉斯所說，被征服者逐步征服征服者，正是希臘化的羅馬促成了西方的希臘化。在羅馬統(tǒng)治的地方，雅典將大放異彩。 天生有很強適應(yīng)性的羅馬人很快就認識到，希臘化并不是喪失自我，而是成為自己。希臘的建筑藝術(shù)、裝飾藝術(shù)，然后是演說的藝術(shù)，逐漸使人敬服，遭到的抵抗越來越少。在瑪爾提阿利斯（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約40—104年）和尤維納利斯（Decimus Iunius Iuvenalis）生活的那個時尚羅馬，人們談?wù)撊魏问聲r都喜歡引用希臘語，這引起了兩位詩人的嘲弄和諷刺。然而，在數(shù)個世紀的進程中，哲學所經(jīng)歷的情況卻有所不同，讀者可以從我將要提到的幾個例子中看出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