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一個維新的交易員
許知遠
一
他執(zhí)意要送我坂本龍馬牌的袋沖咖啡。在包裝盒上,是那張著名的照片:這位土佐志士身著松松垮垮的和服,雙手背后,一頭亂發(fā)向后攏去,一把短刀斜插在腰間,昂首遠方。他眉毛粗重,雙眼瞇成一條狹長縫隙,緊閉的嘴角向下撇去,顯得躊躇滿志又漫不經心。這神情也是志士們對自己的普遍期許—心系日本之命運,卻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在1853年黑船來襲與1868年明治維新肇始之間,這些來自不同藩的志士,是推動日本改變的最活躍力量。很可惜,這張照片的一角被裁剪掉,坂本龍馬的那雙皮鞋消失了,他的另一個特性也因此被遮蔽:在這群志士中,他不僅以眼界開闊、勇敢無畏著稱,還是他們中最時髦的一位。他喜歡西洋的手槍,用皮鞋替代木屐,還是第一個旅行結婚的日本人;蛟S也是個咖啡的愛好者,至少這盒袋沖咖啡宣稱,這是“龍馬愛過的咖啡”。
金子剛先生是咖啡出品人。他年近六十,消瘦、挺拔,臉上總是掛著微笑,曾經營過多年的日本料理與西餐廳。他泛黃的頭發(fā)、有些凹陷的眼眶,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起長崎的外來因素。在漫長的德川時代,這座城市是日本唯一的對外窗口,歐洲的影響滲透到食物、建筑、語言、風俗甚至人的基因。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
在一間狹長安靜的辦公室里,金子剛講起18年前他前往高知縣—在德川年代,這是土佐藩,坂本龍馬正是從這里走向全國性的舞臺—說服了這些故鄉(xiāng)人,授權給他坂本龍馬品牌,創(chuàng)造了這一款咖啡。這也是日本的另一個有趣之處,它的歷史人物既有神一般的地位,備受崇敬,又有一種奇特的親切感。他們被制成玩偶、進入漫畫、拍成偶像劇、進入商業(yè)廣告,像是你身邊的朋友。各地都會組成協(xié)會,他們研究、討論這些人物,寄托自己的個人期望,尋找社群的慰藉。在這些歷史人物中,坂本龍馬的角色尤其突出,也最受歡迎。他不僅創(chuàng)造了歷史功業(yè),還對當代人有致命的吸引力,軟銀的創(chuàng)始人孫正義就公開宣稱自己是他的追隨者。
這個形象是事實與傳說的混合體,每個時代都按自己的方式塑造他。第一部關于坂本龍馬的小說,出版于1883年。那正是自由民權高漲之時,龍馬被塑造成一個民主與憲政的先行者。土佐藩雖已變成了高知縣,但他的昔日伙伴板垣退助成為這場運動的中堅力量;20世紀20年代,眾多小說將他塑造成一個和平主義者、一個為自由而戰(zhàn)的人,這響應了大正民主浪潮;20世紀40年代初,他又搖身變成了帝國海軍的先驅、狂熱的愛國者。
而金子剛與孫正義崇拜的龍馬,來自司馬遼太郎。這位歷史作家在1962—1963年的一份雜志上連載了《奔跑吧,龍馬》,將他塑造成幕末維新中最重要的英雄。與傳統(tǒng)的武士不同,他是一個戰(zhàn)略家、一個聯(lián)盟締造者、一個永遠擁抱新事物的人物。這也是個勵志故事,龍馬并非天生不凡,甚至到了12歲仍會尿床,但全憑個人意志與遠見,開創(chuàng)了自己的命運。這個形象正與戰(zhàn)后的日本新精神吻合,從戰(zhàn)爭廢墟中站起來的日本,要用貿易與商業(yè)重新證明自己。這套歷史小說不僅賣出了2400萬冊之巨,還被一次次地改編成電視劇、舞臺劇、漫畫。
“我喜歡他的企業(yè)家精神,能無中生有!苯鹱觿傉f。四十年前的大學時代,他也是司馬遼太郎的熱情讀者。如今,他的另一個身份是長崎的坂本龍馬學會的副會長。在一家坂本龍馬主題的居酒屋,我還見到了消瘦、內斂的會長,身穿龍馬式的和服,只是腰間少了一柄短刀。他在長崎大學學習水產科時,就為龍馬的胸懷大志與實干精神所吸引。
他們創(chuàng)建了這個社團,舉辦各式聚會,與遍布日本各地的相似組織,分享對龍馬的理解。他們還在鳳頭山上集資興建了龍馬的銅像。他雙臂抱懷俯視著長崎港,似乎不僅給昔日,也給此刻的日本,指出了方向。
二
在長崎的一家海港酒吧,我喝著麒麟啤酒,翻閱著手邊的《坂本龍馬和明治維新》。已故的馬里烏斯·詹森是英語世界最重要的日本權威之一。他在日本研究中的地位,類似于費正清之于中國研究。他1922年出生于荷蘭,還是個嬰兒時就到了美國。他原本在普林斯頓研修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時期的歐洲史,但戰(zhàn)爭改變了他。沖繩服役的經歷,讓他對日本發(fā)生興趣。1969年,他出任普林斯頓剛設立的東亞系主任。詹森可以同時用英文與日文書寫,出版的著作超過20本!钝啾君堮R和明治維新》出版于1961年,也是這位歷史學家的成名作,出現(xiàn)在關于日本的各式必讀書單中。
很可能,司馬遼太郎的小說受到它的影響,但比起冗長且滑向個人傳奇的小說,這是一本嚴肅的歷史著作。詹森想借這個土佐藩武士短暫的一生,折射出幕府末年日本的政治、社會狀況,這個常年封閉的社會如何應對突然到來的外來沖擊,個體如何在這混亂中展現(xiàn)雄心、才華與勇氣。
長崎是閱讀這本書的理想地點。潮濕的海風拂面,夕陽下的港口,船影綽綽,間歇有黑色的山鷹從山上沖下,掠過海面。這個安靜、詩意的港口曾經忙碌異常,自1641年德川幕府鎖國以來,它是日本唯一被許可的對外窗口。在我所坐的酒吧不遠處,就是出島,在漫長的時間里,這個人工島是日本主要的貿易中心。每年8、9月,季風把荷蘭商船從巴達維亞(雅加達)吹到此地,帶來胡椒、砂糖、玻璃器皿、天鵝絨,11月后,再將銅、樟腦、漆器運出。貿易從來不僅關于貨物,也與理念、思想緊密相連。盡管在歐洲人中,荷蘭以實利主義著稱,但這小小的出島,仍變成了新知識中心。一些好奇心旺盛的日本人開始學習荷蘭語,并從零星獲得的著作中,開始鉆研醫(yī)學、天文學這些原本只能從中國人的書籍中獲得的知識,由此也誕生了“蘭學”。
長崎也是各種新事物的體驗之地,羽毛球、鋼琴、咖啡、巧克力……我手中的麒麟啤酒也誕生于此,是日本本土釀造的第一款啤酒,它的制造者就生活在酒吧斜對面的山間。作為怡和洋行的大班,蘇格蘭人托馬斯·格洛弗也卷入了幕末維新的浪潮之中。他出售艦船、大炮給薩摩人,還送年輕人前往英國讀書;他相信薩摩藩與長州藩,而不是江戶的幕府將軍,才能代表日本的未來。他也認識坂本龍馬。
長崎是坂本龍馬展現(xiàn)自我的最佳舞臺。1865年,他帶著二十多名土佐藩人來到長崎,創(chuàng)辦了一家商貿公司。時年30歲的龍馬已經驗老到,動蕩的社會環(huán)境逼迫他迅速成熟。
1835年,他出生在土佐藩一個富裕的鄉(xiāng)士之家,當時日本似乎處于一種永恒的穩(wěn)定之中。1603年統(tǒng)一日本的德川家康與其繼承人,創(chuàng)造了一種精巧的統(tǒng)治機制。身在江戶的德川將軍是權力的中心,大名又是各自封地統(tǒng)治者,擁有自己的軍隊和官僚系統(tǒng)。將軍用土地分封與參勤交代來控制大名。將軍按“士農工商”劃分了嚴格的社會等級,每個人被牢固地限制在土地與身份之中。與中國稱讀書人為“士”不同,日本的士是“武士”。
這個模式為德川幕府贏得兩百多年的安定,但它的控制不可避免地松弛,無法適應一個更復雜的日本社會。大名生出了越來越強烈的自主意識,武士則日漸潦倒,在日益擴展的市場力量中,他們找不到位置,不滿開始蔓延。在坂本龍馬出生后不久,一場失敗的天保改革更加劇困境。
直到前往江戶之前,坂本龍馬對此所知甚少,除去所屬的村莊及藩國,甚至不知日本意味著什么。像很多武士一樣,他學習劍術、儒家著作與樸素的道德準則,其中一條是“片時不忘忠孝修行,此為第一要事”。
18歲的他在江戶一家道場深造時,黑船開入東京灣,江戶城陷入恐慌,他與土佐藩士兵一起被派往品川備戰(zhàn)。“外國船只已到達幾處地方,我覺得戰(zhàn)事很快就要來了。屆時,我會取得異國之人的首級后歸國”,他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盡管當時并不清楚這意味著什么,但像很多同代人一樣,黑船事件是坂本龍馬政治意識覺醒的開始。這些下層武士突然發(fā)現(xiàn),他們有了開創(chuàng)命運的機會。
幾年之后,坂本龍馬被卷入到迅速興起的“尊王攘夷”運動。德川幕府的政治機制的隱患顯現(xiàn)出來,盡管依賴幕府的保護與支持,京都的天皇仍是名義上的統(tǒng)治者。二元權力結構創(chuàng)造的縫隙,讓一部分不滿幕府內政與外交政策的人士脫穎而出,其中既有勢力強大的大名,也有雄心勃勃的朝廷官僚,更有下層武士,他們是其中最活躍的因素。
他們以“志士”自詡,宣揚一種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在酒肆與伎館痛飲暢談,推崇暴力與自我犧牲。他們?yōu)橄萑胛C的日本找到一條簡單、明確的道路,追隨天皇而非幕府的權威,驅逐、攻擊外國人以及這些外國力量的日本支持者—不管他們是官員還是學者。
坂本龍馬也是“志士”的一員。除去縱情于風流韻事,他也試圖刺殺著名的開國論者勝海舟。年長龍馬12歲的勝海舟曾是個熱忱的蘭學者,還在長崎學習海軍,駕駛航船前往美國,長期鼓吹培養(yǎng)翻譯人才、訓練海軍。他們的會面成了日本歷史上最浪漫的傳說之一,預謀的刺殺變成了促膝長談,勝海舟對日本前途的分析讓龍馬大為折服。在給姐姐的信中,龍馬稱勝海舟是“日本第一人物”,并追隨他前往神戶開設海軍學校與造船廠。這18個月的經驗將這個土佐志士帶入一個更開闊與復雜的世界,他逐漸了解西方,超越了地方藩國的日本概念,習得更成熟的處世之道,獲得了一個新關系網絡。
這種新能力令他在接下來幾年脫穎而出。19世紀60年代的日本進入了一個更為顛簸的年代。天皇與幕府摩擦不斷,將軍繼承人之爭也不停歇,外樣大名長州藩公然倒幕,英國人炮轟了馬關與鹿兒島,使兩個最強大藩國意識到“攘夷”的不可行。
在1865年一片混亂的長崎,坂本龍馬卻看到一條新道路。他成立了名為“海援隊”的商業(yè)組織,資金來源于薩摩藩。他邀請長州藩的伊藤博文與井上馨住進薩摩公館,從格洛弗手中買到7000支來復槍,他還說服薩摩藩從長州藩購買大米。對于原本互相敵視的長州與薩摩來說,這種關系不可想象。坂本龍馬奔走于九州、薩摩與京都之間,極力促成聯(lián)盟的達成。他相信,只有這個聯(lián)盟才有足夠的力量擊敗幕府,創(chuàng)造一個新日本。
到了1867年,他已確信幕府統(tǒng)治即將結束,開始憧憬一個新秩序。在前往京都的船上,龍馬寫下了八條改革計劃:天下政權奉還朝廷,政令當出于朝廷;設上下議政局,置議員以參萬機。萬機決于公議;選有才之公卿諸侯及天下之人才,賜官晉爵,以為顧問,令除舊來有名無實之官;廣采公議交際外國,新立至當之規(guī)約;折中古來之律令,新撰定完善之大典;擴張海軍;置親兵以守衛(wèi)帝都;金銀貨物與外國定宜當之法。
這就是著名的《船中八策》,盡管它不過是當時流行看法的總結,但訴諸文字后誕生出另一種力量。很多人相信,明治天皇的五條誓文正脫胎于此。
在京都,迎接坂本龍馬的不僅是即將到來的勝利,還有突然的死亡。1867年12月10日夜晚,在河原町的一家醬油店里,坂本龍馬被刺殺,年僅32歲,至今沒人知道刺客是誰。死亡塑造了龍馬的神話,他無須面對明治時代的新混亂,像他的朋友西鄉(xiāng)隆盛那樣從一個維新締造者變成了叛軍頭領。在很多人眼中—比如他的土佐同鄉(xiāng)板垣退助—長州與薩摩的獲勝武士也成了新的壓迫者,他們塑造了一種反民眾的寡頭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