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導言

2009年3月，當代俄羅斯著名哲學家霍魯日（С.С.Хоружий，1941—2020）在紀念《路標》文集出版 100 周年的講話中說：“《路標》是一部診斷的書，它談論的是早已過去的危機，那是俄羅斯社會和意識的危機，俄羅斯生活原則的危機。看看《路標》之后的一個世紀，我們發(fā)現(xiàn)，那時的危機根本沒有結束。” 這就意味著，這部文集的思想對于認識當今的俄羅斯仍然具有現(xiàn)實意義。那么，《路標》文集是一部怎樣的著作？

《路標》是由七位俄國哲學家、歷史學家、法學家共同參與撰寫的論文集。其核心內容在于反思和批判俄國激進知識分子的社會政治活動及其背后的道德理想與價值觀念，這些分析廣泛涉及俄羅斯的歷史與文化、政治思想、法律觀念、倫理道德觀念等方面。文集于 1909 年 3 月出版后，立即引起轟動效應。到1910年2月，一年內四次再版，出現(xiàn)了219篇回應文章， 5 本評論文集，國內外舉辦多次研討會�；貞�者包括各種政治思想派別的著名代表，有文化保守派、民主派、自由主義者和革命者，包括哲學家、社會學家、政論家、作家、詩人、文學評論家等。

這本文集為什么能夠引起如此巨大的反響？我們認為大致有三個原因。首先，文集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性。半個多世紀以來，由俄國革命派知識分子主導的、通過民眾暴動所造成的政治變革，并沒有取得理想的結果。1905 年雖然實現(xiàn)了君主立憲制，但此后幾年民主機制并未建立，政治動蕩不安，無政府主義狀況頻現(xiàn)。因此，《路標》文集對這些迫切的現(xiàn)實問題的反思引起了俄國社會各界的熱烈討論。其次，那個時代是俄羅斯思想和文化繁榮的時代，學術爭鳴異�；钴S，加之文集作者大多是當時的著名學者，甚至是某些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在學界有廣泛影響。這種情況也使得該文集備受關注。后，也是更為重要的原因，在于該文集的深刻思想性。文集提出了一系列尖銳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和揭露不僅限于俄國知識分子這一對象，而且觸及了俄羅斯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的深層結構。

那么，《路標》文集的宗旨是什么？提出了

哪些問題？俄國哲學家帕· 伊·諾夫戈羅采夫（П.И.Новгoродцев，1866—1924）在 1918 年的《俄國知識分子的任務與道路》一文中對此進行了概括，他指出，文集參加者想要號召俄國知識分子重新檢查他們迄今為止賴以為生的那些信念，那些信念給他們帶來了 1905 年的巨大失望，并且，未來必將給他們帶來更沉痛的失望。文集參加者本身也是俄國知識分子的著名代表，他們沒有號召知識分子拒絕思想創(chuàng)造，也沒有號召他們棄自己切身使命的信仰，而是只想指出，俄國主流知識分子迄今為止所走的道路，是一條錯誤的和毀滅的道路，他們可以也應當走另一條道路，這是很久以前俄國知識分子的偉大代表恰達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維約夫號召他們走的道路。如果他們不走這條道路，而是選擇巴枯寧、車爾尼雪夫斯基、拉夫羅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作為自己的領路人，那么，這既是俄國知識分子自身的巨大不幸，也是俄國的巨大不幸。因為這是一條墮落的道路，是背離積極的生活原則的道路。拋棄這個走向深淵和毀滅的傳統(tǒng)，回歸歷史的客觀基礎——這是俄國知識分子應當給自己提出的任務。這是展現(xiàn)在俄國知識分子面前的兩條道路，一條是生路，一條是死路。應當做出選擇，這個選擇也關系到國家的命運。這就是文集的

結論。

具體來說，文集的前言和七篇文章的大致思想觀點可以概述如下。

文集的主要組織者和作者之一，歷史學家米·奧·格爾申宗（М. О. Гершензон, 1869—1925）在文集的前言中指出了兩種對立的原則立場，一種是文集參與者共同具有的立場，認為精神生活在理論和實踐上優(yōu)先于人類社會的外部制度。他們確信，“個人的內心生活是人類存在的創(chuàng)造力量，只有它，而不是政治制度的某些獨立自在的原則，才是一切社會建設的牢固的基礎”。而俄國激進派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tài)則是建立在相反原則基礎上的，他們否定精神生活，為社會生活犧牲精神生活，這是與人的精神本性相矛盾的，也是在實踐上無成果的，不能達到他們給自己提出的目標，即解放人民。

哲學家尼· 亞· 別爾嘉耶夫 (Н. А. Бердяев, 1874—1948)在《哲學真理與知識分子的真理》一文中，從對待哲學的態(tài)度上揭露了俄國激進知識分子的功利主義。這些特殊的、“小圈子的”知識分子缺乏哲學修養(yǎng)，否定哲學的真理意義，使哲學服從于功利主義的道德準則。對“人民利益”和“無產階級”的崇拜，

成為這些知識分子的價值與“真理”（правда），壓倒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真理（истина）。他們之所以不重視哲學創(chuàng)造乃至一切精神價值創(chuàng)造，是因為他們具有這樣一種深層的“內心結構”和“精神本原”：“在俄國知識分子的意識和情感中，對分配和平等的需求總是高于對生產和創(chuàng)造的需求�！倍韲鴼v史在俄國知識分子身上塑造了一種與客觀主義和普遍主義相對立的心理結構。因此，俄國知識分子只熱衷于根據政治和功利主義標準來評價哲學真理，沒有興趣和能力從價值的觀點來研究哲學和文化創(chuàng)造。俄國知識分子感興趣的不是“形而上學是不是可能的”、“形而上學真理是否存在”的問題，而是“形而上學是否會對人民的利益有害、是否會使人偏離同專制制度的斗爭和為無產階級的服務”的問題。俄國知識分子愿意相信任何哲學，只要它有利于知識分子的社會理想；同時也可以拋棄任何深刻的和真正的哲學，如果這種哲學被懷疑是不利于這些理想的，或者僅僅是對這些理想持批判態(tài)度的。他們不能無私地對待哲學，他們要求真理成為社會變革的工具和實現(xiàn)所謂人民幸福的工具。

哲學家謝·尼·布爾加科夫（С. Н. Булгаков, 1871—1944）在《英雄主義與苦修主義》一文中深刻分析了俄國知識分子在國內政治環(huán)境與西方思想的影響下形成的革命性和非道德性。一方面，俄國政府始終對知識分子進行警察式的監(jiān)督，他們經常遭到來自政府方面的打擊和迫害，這使得他們在心理上有一種受難意識。因此，在俄國知識分子身上帶有一種狂熱的英雄主義精神和冒險精神，他們仇恨沙皇政府，時刻準備著推翻它，這種仇恨和破壞的情緒，構成了俄國知識分子的“革命性”的基礎。另一方面，俄國知識分子深受西方啟蒙思想影響，把無神論置于自己世界觀的核心。無神論終成為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新“信仰”。喪失了原本的宗教信仰后，知識分子擺脫了罪的觀念的束縛，陷入自我麻醉和幻想之中，把自己的階層神化，立志為解放俄國人民和整個人類而奮斗。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不惜使用各種的手段。這一目的成為他們的無原則性和非道德性的有力辯護。在實踐上，他們沒有個人責任的觀念，道德意識薄弱，為了“崇高的目的”，“一切都是允許的”。

歷史學家米·奧·格爾申宗在《創(chuàng)造性的自我意識》一文中揭示了俄國知識分子的致命弱點，即知識分子的生活完全被社會輿論所捆綁，認為只有關心社會公益才是真正的人，這實際上是以關心社會問題的名義放棄對自我個體精神發(fā)展即個體意識的關注，必然導致其精神無力。格爾申宗認為，一切生命存在都是個體性的，而人又具有自我意識，所以人應關注個體的精神狀況。他分析了人的精神結構，認為在意識與意志的關系中，意識應該擺脫外界強加的指令，服從內心意志，通過思考使自己成為完整而正常的人，而不是處于分裂狀態(tài)。俄國知識分子忽視個體的發(fā)展，違反內心天性，熱衷于社會公眾生活，成為激進盲目的力量；他們與人民脫節(jié)，更無力反抗專制暴政。格爾申宗認為革命的失敗暴露了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同時也為知識分子提供了轉機，可以使知識分子有選擇和思考的自由，從而肯定自我個體是一種強大的力量，指向創(chuàng)造性的自我意識，幫助其擺脫精神危機。

法學家博·亞·基斯嘉科夫斯基（Б. А. Кистяковский, 1868—1920）在《維護法律——知識分子與法律意識》一文中揭露了俄國知識分子的法律意識水平的低下。作者指出，俄國激進知識分子從外部和形式上理解法，把法看作是法規(guī)大全，不明白法的本質。然而，一切文明民族走向政治和社會的進步，都是以對法的興趣和法的發(fā)展，以及社會各基層法律意識的形成為基礎的。在俄國，法從來沒有引起過深刻興趣。問題不在于沒有杰出人物，而在于沒有對法律觀念的興趣，這是因為“在俄羅斯人民日常生活中沒有任何法律秩序”。“法律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內涵是自由。當然，這是外在的、相對的、受社會環(huán)境制約的自由。但內在的、更加的、精神的自由，只有在有外在自由的情況下才是可能的，外在自由是內在自由的好訓練班�！薄岸韲�知識分子不具有那種使他們內心守紀律的法律信念。我們之所以需要外部紀律，正是因為我們沒有內心紀律�！倍韲�知識分子排斥法律，訴諸倫理道德，認為人們可以繞過法律規(guī)范，法律是形式現(xiàn)象、外部現(xiàn)象，倫理道德才是內在的真正的現(xiàn)象。他們忘記了，僅僅以道德為基礎不可能建立具體的社會制度。作者認為，法律觀念不可能從別處照搬并直接嫁接在本國土地上，社會需要對法律觀念有所體驗，而俄國沒有這樣的體驗。若要把國家政權從“強權變成法治”，必須對社會進行法律意識上的重建。

經濟學家、哲學家彼·別·司徒盧威（П. Б. Струве, 1870—1944）在《知識分子與革命》一文中認為， 1905—1907 年革命是激進知識分子鼓動民眾暴動給國家?guī)�來的政治危機。他認為造成這一危機的思想根源潛藏于激進知識分子的道德觀念和政治觀念中。從他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俄國激進知識分子犯了五個錯誤（甚至罪過）。，對國家的背叛。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形式是對國家的疏遠和敵視。背叛的形式表現(xiàn)為無政府主義，相對形式是形形色色的革命激進主義。第二，在對待人民大眾的態(tài)度上犯了道德的錯誤。知識分子雖然具有苦修精神和自我犧牲精神，但是缺乏作為支配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之原則的個人責任思想，當他們“為人民服務”的時候，不認為人民也應當有自己的義務。因此他們的為人民服務精神也就“失去了根本的道德意義和教育的力量”。第三，知識分子否定對人民大眾的教育。“俄國激進的知識分子在提出激進的要求并為此號召人民付諸行動的時候，完全否定了政治中的教育，并用喚起亢奮情緒的方式取代教育�！苯Y果是“民粹派的說教在歷史現(xiàn)實中變成了為所欲為和道德敗壞”，而“在沒有教育思想的政治中只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專制制度，一種是暴民政治”。第四，對政治變革與進步的理解。激進知識分子認為“社會進步可以不是對人的改進所得到的成果，而是這樣一種賭注，用激發(fā)民眾的方法就能在歷史的游戲中強行得到這個賭注”。第五，對政治與教育的關系的錯誤理解。激進知識分子把政治歸結為社會生活的外部安置，歸結為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競爭，使精神生活服從于外部含義上的政治。作者指出，這種錯誤理解應當加以改變，政治不是外部斗爭，而是提高人民精神生活（道德水平）的手段，政治是為教育的理念服務的；教育的理念不是建立外部社會環(huán)境并依靠它發(fā)揮對個人的教育功能，而是人的精神創(chuàng)造，“是人對自身的積極改進，是為了創(chuàng)造的任務而在內心深處展開的自我斗爭”。

哲學家謝·柳·弗蘭克（С. Л. Франк,1877—1950）在《虛無主義的倫理學》一文中深刻挖掘了俄國革命知識分子道德世界觀的根源，主要包括三種根源。一是虛無主義的功利主義，它否定一切價值，把為人民的物質利益服務看作是道德目標；二是道德主義，它要求個人自我犧牲，服從社會利益；三是反文化傾向，它力圖把所有人變成“勞動者”，為實現(xiàn)普遍平等而壓縮高級需要。20 世紀初的俄國知識分子不同于 19 世紀 70 年代“到民間去”的民粹主義實踐者，而是成為革命者，這些革命者的存在是“現(xiàn)代俄羅斯文化的不幸”。因為他們只想著未來人們的幸福，為此與現(xiàn)有的惡作斗爭，為了未來而不惜犧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他們的愛未來實際上是愛神話，確切地說，愛的是自己關于未來的觀念和自己為未來所進行的斗爭，而把現(xiàn)實的他人要么作為世界之惡的源頭，要么作為這種惡的犧牲品。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需要對現(xiàn)有世界進行破壞，因此，他們的基本道德命令是恨。這種對人民敵人的恨成為他們生活的心理基礎。

政論家亞·索·伊茲果耶夫（А. С. Изгоев,1872—1935）的《關于知識分子青年》一文與其他作者取材不同，他把注意力放在俄國知識分子的成長階段——童年和青年時期。作者在自己青少年時代的親身經歷和感受的基礎上，追蹤考察了俄國青年知識分子從家庭到學校、再從學校到社會的發(fā)展變化，并與英法德等國的學生進行了橫向比較。作者一方面指出，俄國專制制度對青年精神面貌的負面影響——學校作為政治工具、小組活動被打入地下、進步界對學生一味逢迎；另一方面更強調指出，青年因缺乏正常的家庭學校教育和社會接納而陷入隔絕狀態(tài)，在伙伴關系中養(yǎng)成妄自尊大、打擊異己和盲目服從等心態(tài)，打著社會活動的幌子荒廢學業(yè)、肆意妄為，用高尚的精神目標掩蓋卑劣的行為和無所作為，后，不甘平庸者甚至自尋毀滅以求得證明。作者對俄國知識分子以往的斗爭方式和結果做出反省和檢討，呼吁青年學生走出狹隘圈子，努力學習知識和技能，提高自身道德修養(yǎng)。

針對《路標》作者們的這些分析與號召，俄國當

時的主流知識分子是怎樣回答的呢？他們是否認同《路標》的觀點？根據諾夫戈羅采夫的見證，當時的主流知識分子方面的反應幾乎是一致地反對和譴責！他們說，俄國知識分子沒什么可重新檢查的，也沒什么可改變的。他們應當繼續(xù)自己的工作，不需要拒絕任何東西，而是要堅決地指出自己的目標。他們指責“路標派”思想是反動的產物，是疲勞和沮喪的結果。其代表人物維佩爾教授在 1912 年寫道：“我們偉大的國家在許多方面是不幸的，但有一種東西是健康的和強大的，并且能夠許諾出路和解放——這就是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激情�！�

的確，俄國激進派知識分子繼續(xù)了《路標》作者

所力圖阻止的道路。幾年之后，俄國發(fā)生了更大的革命。又幾十年之后，國家發(fā)生了劇變。許多歷史事件和思想觀念得到了重新評價�！堵窐恕肺募�再次引起知識界的廣泛關注。自 1990 年至今，《路標》文集在俄羅斯出版發(fā)行總數達到 30 多萬冊。在文集出版 90周年和 100 周年的紀念日，俄羅斯學界都組織了專題研討會。這證明，《路標》文集對那個時代癥結的分析和揭露，其意義不僅限于那個時代。

俄羅斯歷經百年風云變幻，但正如霍魯日教授所說，“俄羅斯生活原則的危機”并未結束，甚至更加顯著。透過《路標》文集的分析批判，我們能夠隱約看到這一危機背后的民族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根源。

當然，像任何觀點都具有時代特殊性一樣，《路標》思想也具有其歷史局限性，我們譯介這部著作，不意味著完全認同其中的理論觀點，相信讀者也能夠有自己的鑒別。但由于這些理論是針對俄國知識分子及其精神文化的，而且這些觀點也反映了俄羅斯精神的某些特性，因此，《路標》的思想觀點對于我們研究俄羅斯歷史文化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本書翻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馬寅卯研

究員召集組織，多位俄羅斯哲學與文化研究專家合作完成。文集前言及七篇論文依次由北京大學徐鳳林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張百春教授、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張變革教授、河北師范大學郭小麗教授等負責翻譯。

感謝西苑出版社領導和各位編輯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工作。

譯  者

2022 年11 月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