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人文文化十分昌盛，因此也是中外許多著名人士向往的時代。在高度繁榮的文化背景之下，宋代實現(xiàn)了文官制度、紙幣流通、起居方式、理學、宋詞、書畫題跋等一系列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的創(chuàng)造或轉折。中華民族的四大發(fā)明造紙術、火藥、活字印刷和指南針是人類科技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后三者的應用、完善均是在宋代實現(xiàn)的。故而，陳寅恪先生在《< 宋史職官志考正 > 序》中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錢鍾書先生在《宋代文學的承先和啟后》中說：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幾個時代一向是相提并論的，文學就說唐宋，繪畫就說宋元，學術思想就說漢宋都數(shù)得到宋代。
在這一時期，國家給予文人特別優(yōu)厚的待遇，這是前所未有的。大批的文人開始有機會、有能力、有興趣、有時間、有規(guī)劃地從事藝術品的收藏、
研究與傳播，向上影響到皇帝、貴族，向下影響到廣大民間，這些奠定了宋式藝術生活的基礎。
本書以 50 篇文章構成 7 個篇章：政治與圖景、皇家與審美、文人與情懷、主題與技藝、世俗與氣象、家具與起居、收藏與傳播，從這些獨特的視角展現(xiàn)宋式藝術生活的多姿多彩、活色生香。筆者結合在系統(tǒng)研究宋代圖像中發(fā)現(xiàn)的一系列新視域、新手法、新材料，嘗試從小處著眼，從易被忽視的細節(jié)入手，抽絲剝繭，層層解讀，以通俗的語言闡釋圖像背后隱藏的大問題、大事件，探索性地還原歷史原境。還將一些生動活潑的內容單列出來，有機梳理成有意味的線索，探討優(yōu)雅情趣與精致生活的關系，并將其中的一些事物建立起與當今的聯(lián)系。
譬如，中國人起居方式的重大轉折（由席地而坐轉向垂足而坐）是在宋代完成的（而非在唐代），這與宋代文人的哲學思想、藝術觀念以及建筑、家具工藝技術的發(fā)展密不可分。再如，從北宋開始，藝術家開始在畫上題寫姓名與時間，或讓他人題跋，這種藝術上的跨界開拓有重要的社會傳播意義。
宋式藝術生活還有一系列創(chuàng)舉。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以文官形象充當門神的新樣式，人們還給新門神起了一個的別稱門丞，可謂民俗生活創(chuàng)舉，也說明宋代文人地位的提高。南宋宋伯仁《梅花喜神譜》的刻印是出版發(fā)行的創(chuàng)舉，它不但是最早出版的木刻圖譜 , 也是第一部私人編刻的梅花畫譜。此譜之所以與愛君憂國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等思想發(fā)生關聯(lián)，是由宋代文人獨特的心境決定的。宋代文人還深切地關心民生，南宋《蠶織圖》是民生圖像的創(chuàng)舉，由其可見南宋浙東蠶織戶由臘月浴蠶開始到下機入箱為止的二十四段蠶織程序，所繪的蠶桑絲綢生產工藝完善、設備先進，古代蠶桑絲綢生產技術至此已定型。
生活萬象，相由心生，對宋代畫像的研究也有較多頗具趣味的發(fā)現(xiàn)。例如，對蘇軾長相的圖像學深度考證，有助于我們理解歷史文獻中的圖文互證，并獲得新的認知；對南宋馬麟《伏羲坐像》與《宋理宗畫像》的綜合比較研究，能發(fā)現(xiàn)這位畫家最善于揣摩圣意；筆者還將南宋劉松年《中興四將圖》結合南薰殿舊藏《歷代名臣像·岳飛像》一并研究，推測乾隆皇帝出于一定的考慮而故意將劉、岳二人畫像的人名題反。
就別樣的政治生活而言，我們通過分析北宋《景德四圖·契丹使朝聘》中被畫得非常矮小、完全靠邊站的三位契丹使者，可形象地闡釋北宋輕視強敵、一味粉飾太平而脫離實際的大國情結；再研究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武備懈怠的守城兵士，衣衫襤褸的窮人、乞丐，街上亂跑覓食的群豬，郊外的破舊農舍，可理解畫家深沉的勸誡創(chuàng)作觀，這實質上是一種針對蔡京豐亨豫大說的畫諫。
本書既有別于正史，也不同于流行的宋代藝術史、美術史、工藝美術史以及民俗史，而是主要以小中見大的敘事形式，以可讀性、趣味性、揭秘性，通過新觀點、新路徑、新論證，輕松解讀宋代藝術與生活的關系，多層次、多角度、多元化地理解二者之美，令讀者興趣盎然地發(fā)現(xiàn)藝術使生活更美好。
直到今天，宋式藝術生活中的許多文化精粹仍受到不同年齡段人群的關注，不斷發(fā)生共鳴、同振。傳統(tǒng)文化只有深度地融入當代生活，才能得到更好的傳承。在世界文化高度融合的今天，這對于弘揚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促進其創(chuàng)造性轉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讓文化經典之光照亮大眾生活，具有新時代的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