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社會主義社會計劃經濟時期都以公有制為絕對主導，全民所有制為基礎，輔以集體所有制，公民個人所有制被限制在非常有限的限度內。國有財產統(tǒng)領了整個社會生活。應當說，這種制度設計的初衷是美好的，寄希望公有制實現(xiàn)“人人均貧富”。但卻忽視了人性私欲以及社會生產力發(fā)展、國家治理及民主法治化水平，人為地加速了社會發(fā)展進程，而遭致自然規(guī)律的懲罰。絕對的平等意味著絕對的貧窮。在這種寄希望“賢人治理”而忽視人性私欲以及社會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制度設計下，國家治理及民主法治化水平低下，而致美好初衷的“國有財產”被糟蹋、浪費、蠶食甚至被少數人或利益集團利用特權而據為私產。在此情形下，其與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國有制似乎似曾相識。也難怪有人將這一階段稱為封建社會主義。雖然，筆者不贊同用所謂的“封建社會主義”簡單評價或否定傳統(tǒng)社會主義社會計劃經濟時期，但足以讓我們反思這一歷史階段。
    在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由于失去了商品交易的基礎，故在市場經濟社會所存在的國家公私產的劃分及其不同的法律規(guī)制也失去了意義。無論國有企業(yè)還是其他形式的國有財產，所謂的法律調整也淪為“清一色”。即便所謂的法律調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也淪為政治主張、行政命令或計劃的代名詞。如同有學者所言，中央集權和計劃體制的推行使法的作用遠不及行政命令或行政計劃來得重要，既有的法律法規(guī)也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并不具有法自身的權威性、獨立性，甚至形同虛設。①因此，即便社會主義國家也曾經制定過《民法典》等，那也是民法典的異化，如果說其還具有法律色彩的話，更多地具有公法色彩，而缺失私法色彩。只有在把握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財產和法律的實質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理解社會主義社會的國有財產法歷史。
    當然，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等各種因素，導致蘇聯(lián)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最終走向解體，逐漸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社會主義社會的國有財產法歷史也走向終結。與此對應的是，中國、越南等則采取了一種漸進的相對平穩(wěn)的社會轉型改革，國有財產立法也發(fā)生了很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