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風是指一個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圍，家訓是指一個家庭立身處世、持家治業(yè)的準則。家風家訓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歷史上對于家族成員生命涵養(yǎng)、人格養(yǎng)成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歷史上的顏氏家訓、朱子家訓、曾國藩家訓都有值得后人借鑒的重要元素，對于今天的家庭文化建設(shè)具有重要價值。

當前，傳統(tǒng)文化復興得到國人普遍認可、支持與積極參與。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國家尤其重視家風家訓，這既是文化自信的表現(xiàn)，又是家國同構(gòu)的需要。尼克松在《1999年：不戰(zhàn)而勝》中說：當有一天，中國的年輕人已經(jīng)不再相信他們老祖宗的教導和他們的傳統(tǒng)文化時，我們美國人就不戰(zhàn)而勝了。鄧實先生有一句話君子生是國則通是學，知愛其國無不知愛其學也者。所以，重視家風家訓還具有國家文化戰(zhàn)略意義，學習家風家訓、堅持家風家訓，本身也是愛國的表現(xiàn)。

基于這樣的認識，本書從詩、史、事三個角度出發(fā)，精挑細選了唐朝歷史上十二個家族按照時間先后進行寫作，包括虞世南家族、魏征家族、李百藥家族、薛曜家族、王勃家族、王維家族、杜甫家族、顏真卿家族、李德裕家族、白居易家族、杜牧家族、柳公權(quán)家族。所選家族符合兩個特點：一、有文化傳承，不能興于一代，亡于一代；二、弘揚正能量，其修身治家，于古今頗多教益。

詩歌是本書的切入點。本書詩歌選擇靈活，無論是主人公寫的詩還是寫主人公的詩，只要有利于記述主人公家族的家風家訓皆在選用之列。王勃的《倬彼我系》和杜牧的《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便是主人公寫的詩，其中有對家族文化的歌頌與繼承，體現(xiàn)了家風家訓的元素；苑咸的《酬王維》對王維家族的家風家訓有一定概括；另外如薛逢的《伏聞令公疾愈對見延英，因有賀詩遠封投獻》雖然不是寫魏征，但其中的人鏡重開日月邊能讓人聯(lián)想到魏征。

本書強調(diào)詩、史結(jié)合。因為書中所選取的家族都是有正史記載的，所以筆者充分利用了《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經(jīng)典歷史文獻，使本書內(nèi)容在保證通俗性的基礎(chǔ)上更添厚重感。以杜甫和顏真卿為例，杜甫寫了大量的現(xiàn)實主義詩歌，他的詩被尊為詩史。確實，杜甫詩有以詩寫史、以詩證史、以詩補史的功能，所以在這一部分筆者用了《舊唐書》《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作為支撐，做到了言必有據(jù)。顏真卿在安史之亂中奮力抗擊叛軍，甚至不惜以自己的兒子為人質(zhì)，在淮西之亂中為了國家尊嚴慷慨就義，這一部分我們同樣以正史記載為準，既是對顏魯公的敬重，也是對中國詩歌重視本實傳統(tǒng)的尊重。

詩的背后往往是事，史也是由一系列事構(gòu)成的。我們所選擇的每一個家族都有很多故事，這些故事是支撐本書的重要基礎(chǔ)。如果我們把詩和史看作本書筋脈的話，故事則是構(gòu)成本書的血肉。一個個故事使每一個家族顯得豐滿了，而這些故事也是每一個家族文化、精神的具體體現(xiàn)。這些故事也增強了本書的可讀性，拉近了歷史人物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讓讀者在了解故事的過程中去感受家族文化的魅力。比如魏征與太宗關(guān)于長樂公主陪嫁問題的爭論，牽涉到了四個主要人物，分別是魏征、李世民、長樂公主、長孫皇后，魏征言必據(jù)史，讓我們
從中看到了魏征的諍臣特征，長孫皇后的大局意識，李世民的虛心品質(zhì)，長樂公主的委屈形象都因為故事躍然紙上。

筆者在寫作中有一個很強的感受，那就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大凡成功的家族，都有好學的品性，如虞世南求學期間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如杜佑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如柳公權(quán)幼嗜學，十二能為辭賦，他們所學都是經(jīng)、史等傳世經(jīng)典。這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經(jīng)典就是經(jīng)典，只有經(jīng)典的文化才能成就經(jīng)典的人生，這就是白居易所說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的道理，所以對學習內(nèi)容的選擇至關(guān)重要。對經(jīng)典的學習屬于生命內(nèi)涵的培養(yǎng)，這也是我們的國家精神，或許也正是因為這樣，當時才會出現(xiàn)幼而能詩善文的神童。
這本書中的內(nèi)容在寫作過程中被河南省教育廳立為重點教改項目，題為《古代文字課堂的實踐能力提升》。希望本書能為讀者朋友帶來多維度的信息，愛詩者賞其詩，嗜史者得其史，好事者品其事，對當下的家族文化建設(shè)有所貢獻。

王士祥
2020 年 3 月 2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