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后，外語在中國對外交流與合作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外語教育質量已成為中國教育改革關注的重點問題。遺憾的是，中國的外語教育卻長期飽受詬病，“費時低效”“質量低下”成為很多教育專家對當下中國外語教育的評價，特別是語言教育與專業(yè)學科教育的剝離，成為影響中國外語教育高質量發(fā)展的桎梏之一。
中國外語教育領域的專家學者和在不同階段教學一線的教師，都在執(zhí)著地求索外語教育新路和改革外語教學方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漢英雙語教育被當作解決中國當今外語教育問題的一種探索性的嘗試。漢英雙語教育，指的是根據實際教育條件和需要，分別使用漢英兩門語言教授非語言學科的專業(yè)知識，具有傳授學生專業(yè)學科知識和提升學生外語水平的雙重目的。然而，雙語教育目前被不少教育實踐者當作一件“舶來品”，盲目地從西方國家引入各種雙語教育模式，而忽視中西教育目標、教育對象和教育環(huán)境之間的差異，造成漢英雙語教育出現“水土不服”的新問題。美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開展雙語教育，主要是針對少數移民族裔而言，為了滿足種族同化、文化認同、社會維穩(wěn)等政治需要，這顯然與我國漢英雙語教育的目標有明顯差異。
2013年金秋時節(jié)，我攜帶關于晚清新式學堂雙語教育實踐的研究論文，參加在上海復旦大學舉行的“高等教育國際化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特殊用途英語教育”（ESP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的國際學術會議。在這次國際學術會議上，與會學者普遍認為外語教育與非語言類專業(yè)學科教育的結合，將是未來中國外語教育改革的一大趨勢，這與漢英雙語教育的出發(fā)點和主要目標相一致。在會議上，專家學者們主要從培養(yǎng)目標、課程設置、教材選擇、教師教育、測試手段等微觀教育方面進行研究匯報，或將當今漢英雙語教育模式與西方國家雙語教育模式展開橫向對比，而較少從我國雙語教育發(fā)展史角度探尋外語教育改革之路。
事實上，中國并非沒有雙語教育的先例。早在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時期，雙語教育就已成為新式學堂實施的主要教育模式。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久閉的大門被西方堅船利炮炸開，在西方宗教、文化、科學、思想被引入東方古國之時，中國也面臨著外敵入侵、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從“開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開始，一大批開明士大夫、學者開始探索救國圖強之路。從洋務運動時期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師夷長技以自強”，到甲午戰(zhàn)爭后的“富國強兵”“救亡圖存”，以及清末時期的新政改革，從西方國家移植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與制度，成為晚清近代化進程的主線。以外語教育、西學教育為代表的教育近代化是國家近代化進程的重要前提，也是一個重要縮影。這一時期，由于本土外語、西學教師缺少，聘請外籍教師教授外語和西學課程成為新式學堂的主要教育模式，雙語教育就此形成。
研究晚清雙語教育政策與實踐的價值，一方面在于以史為鑒，從歷史中尋找當今漢英雙語教育發(fā)展可汲取的經驗，為研究雙語教育在我國的發(fā)展拓寬視角。另一方面，晚清雙語教育史本身也是一段外語傳播史，在語言這一重要載體和傳播媒介的帶動下，西方軍事技術、文化藝術、思想觀念、社會制度的引入，讓“西學東漸”成為時代的主題，而語言在“西學東漸”的進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晚清“西學東漸”的進程并非沒有遇到任何阻力，傳統(tǒng)士大夫“天朝上國”的觀念成為外語和西學在中國傳播的主要障礙，外語教育與漢語教育、西學教育與儒學教育成為兩對對立而統(tǒng)一的整體，這也在客觀上形成晚清雙語教育政策與實踐的一大特色。傳統(tǒng)儒學教育和現代西學教育，就像是天平的兩端，隨著時代前進的車輪，一直處在左右搖擺中。這種搖擺不僅發(fā)生在晚清那個“西學東漸”的時代，更穿越近代中國百余年教育發(fā)展史的滄海桑田，延續(xù)到了今天。因此，研究晚清雙語教育發(fā)展史，可以幫助我們從教育史的宏觀視角，尋覓當今漢英雙語教育發(fā)展掣肘的歷史淵源，從歷史中尋找解決現今問題的思路和經驗，這也是本書寫作的主要出發(fā)點。
與國內外已出版的同類書籍相比，本書將研究對象從晚清外語教育實踐擴大到雙語教育政策與實踐，研究對象范圍的擴大是本書的一大特點。范圍的擴大主要出于以下兩個原因：其一，外語教育實際上僅是晚清新式學堂教育實踐的一部分。在晚清西學東漸的社會語言環(huán)境下，漢語與外語在地位、功能、價值方面的差異、聯(lián)系和彼此之間的沖擊與碰撞，是晚清語言教育實踐發(fā)展的重要特點。其二，本書并不局限于對新式學堂雙語教育實踐的微觀研究，而是以語言政策理論、教育政策理論、公共政策理論為理論框架基礎，研究晚清雙語教育政策從提出到討論，再到實施、修訂的過程。晚清雙語教育政策與實踐是一個整體，當晚清前期官方顯性教育政策缺失時，我們可以從官辦學堂教育實踐中梳理、剖析清政府教育改革的意圖和主要作為，而且通過敘述、分析晚清官辦學堂雙語教育實踐，也可檢驗教育政策與實踐是否保持一致。
本書的特點之二，是在學術思想方面跳出過往研究以共時性靜態(tài)分析為主的研究范式，側重于對晚清雙語教育進行歷時性動態(tài)分析。通過比較晚清不同歷史發(fā)展階段雙語教育在目標、內容、主體、方法等方面的異同，全面分析晚清雙語教育政策與實踐發(fā)展的內外動因，以及教育發(fā)展與社會政治環(huán)境變化的關聯(lián)。本書在對晚清雙語教育史進行宏觀敘事與微觀敘事的基礎上，交叉使用語言學視域下語言政策學、語言傳播學等理論，將晚清雙語教育發(fā)展史與外語在中國的傳播史相結合，分析外語在晚清中國的傳播路徑與動因，以史料為支撐，豐富關于語言傳播的理論框架。
本書的特點之三，是以晚清奏折、諭旨、教育報告、官員信函、教師與學生筆記及回憶錄、報刊文章等翔實的第一手史料為支撐，既敘述、分析晚清雙語教育發(fā)展的“面”，即發(fā)展全貌與進程，又重點剖析晚清雙語教育發(fā)展的“點”，即單個學堂雙語教育的特點、進程（如福建船政學堂等有代表性的晚清官辦新式學堂雙語教育實踐）。全書所用以支撐、引用的第一手史料，均可在每個章節(jié)后的參考文獻中查找出處，供讀者參考、查證，相當一部分史料為之前教育史學研究中尚未挖掘的新史料。
本書的寫作和出版過程離不開眾多專家、老師和朋友的幫助。我要感謝我在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英語系攻讀博士學位時期，指導我研究的導師史蒂芬·埃文斯（Stephen Evans）教授、何仲光（Victor Ho）教授、葉鳳霞（Yap Foong Ha）教授、漢斯·J.雷德加德（Hans J. Ladegaard）教授。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鼓勵我堅持自己的研究思路，并多次對我的研究提出寶貴的意見，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很難完成本書的寫作和出版。我還要感謝福建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的檀東鍟教授、臺灣大學歷史系的王遠義教授，他們給予了我很多專業(yè)建議。
此外，在本書史料收集和分析階段，我還要感謝北京大學、天津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英國格林尼治大學、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香港中央圖書館、英國國家檔案館、福建省圖書館等高校及相關科研機構，讓我能夠在煩瑣的史料整理和歸納中找到方向，獲得關鍵史料，重述這段少人研究的雙語教育史。
最后，我還要感謝科學出版社的編輯們，他們不辭辛勞地對本書稿進行了一次次細致的修改，他們一絲不茍的工作態(tài)度是我學習的榜樣，也教育我在未來的學術研究中須以更踏實、更嚴謹、更細致的態(tài)度來對待每一份工作。
將自己在語言教育史上的研究旨趣與語言教育實踐結合起來，為當今中國雙語教育、外語教育的發(fā)展中存在的問題奉獻出自己的建議，這是高校外語教學一線教師肩負的使命和責任，也是我未來在教學和科研上的前進方向，我會為之繼續(xù)努力。
史玄之
2021年5月于榕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