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見大的史觀

壹
2020年的6月2日8點13分，我從南京南站出發(fā)，乘坐車次為G6的復興號列車來到北京，完成了這本書的簽約。那時候這本書還只是一個雛形，但在這一路上， 我聯(lián)想到我所看過的史料，六百年前的人和物似乎一下子在腦海中鮮活了起來。
就在六百年前，浩浩蕩蕩的遷都也是從南京城出發(fā)，在當時太子朱高熾的帶領(lǐng)下，歷時三個月，來到北京，那時還叫北平。他將在這里作為太子，見證一座新城的開始。
數(shù)年之后，已成為大明皇帝的朱高熾突然駕崩。他的兒子朱瞻基正在南京祭陵，在得知消息后，冒著被二叔朱高煦中途截殺的風險，連夜趕路，拿命和國運賽跑，路上到底發(fā)生了多少驚心動魄的故事，已然不為史家所知了。七天之后，朱瞻基趕到北平，就此開辟了仁宣之治。
而如今車輪滾滾，走的無非還是歷史的軌跡，只不過速度有所差別罷了。
從南京到北京，如今高鐵只需用三個小時出頭的時間，而這條路，朱棣從登基到遷都，走了足足十八年，朱高熾用了幾個月，朱瞻基用了七天。因此難免令人心生感慨，假如明朝能有如今的運輸速度，是不是許多歷史可以就此改寫，許多驚心動魄的故事也許將不再發(fā)生。

那我們是該遺憾，還是該慶幸？
這種感慨或許只是文科生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但歷史的黃葉，往往并不完全存在于輝煌的律令和浩瀚的史書中，而常常在殘垣斷壁、古道荒野的秋風中盤旋， 并不為人所察知。
汗青正史固然令人心生向往，然閑暇之時，若能從歷史的細節(jié)處，考證出一二細節(jié)，彌補前者的缺失，形成獨特的見解，進而賦予歷史為立體化的視角，何嘗又不是讀史之人的一大樂事呢？
這本《故宮里的中國史》的寫作，正是基于這樣以小見大的史觀而寫成。

貳
這種史觀的來源，大概可以追溯到王國維與陳寅恪兩位史家身上，巧的是，兩人都與紫禁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王國維自己就是廢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 死后亦自沉于昆明湖，我因此將王國維的人生看作紫禁城黃昏的剪影寫在了這本書的結(jié)尾。陳寅恪的家族則是那場戊戌變法的親歷者，他自身也參與了故宮博物院文物的清點工作。
在這二者的觀點中，王國維所倡導的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材料相對照， 與故宮史的構(gòu)建不謀而合，在這座宮殿之中，明清史書里的種種記載，一下子變得鮮活了起來；而陳寅恪所謂的史詩互證，講的正是于小處入手，挖掘歷史潛藏的必然。
我于治史一途，當然不能及二位先生之萬一，但若以這種以小見大的史觀去看，故宮或是紫禁城，實在不應(yīng)該僅僅以建筑物單純視之。專業(yè)的古建筑知識是生硬而陌生的，可古建筑群背后的歷史細節(jié)，大到磚瓦木石，小到器物擺設(shè)，往往都和歷史有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每當我們觸摸這些時代的遺存，總是能感受到那些獨屬于歷史細節(jié)處的小故事。
《漢書》曾說，天下安危，無非積漸之事。一個延續(xù)數(shù)百年的王朝，拋開成王敗寇，更多則是由日常的瑣碎與平庸構(gòu)成的，這一點，對于紫禁城內(nèi)外曾經(jīng)生活過的大多數(shù)帝王將相都適用，這套書從忽必烈千里奔赴燕京城寫起，到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結(jié)束，其間無數(shù)有名無名之輩粉墨登場，于紫禁城內(nèi)外，實在別有一番故事。當事人也許對一切并無察覺，但當我們重新回溯歷史的時候，卻會驚訝地發(fā)

現(xiàn)，風起于青萍之末，那些后世的波瀾壯闊，往往在紫禁城的細微之處早有體現(xiàn)。不是嗎？闕左門等候上朝時，讓內(nèi)閣和翰林院同處一室，已經(jīng)為之后大學士晉
升體系的固化埋下了伏筆；正德皇帝朱厚照的遠征志向，很容易能從御窯生產(chǎn)的瓷器紋飾上得到驗證；而乾隆帝弘歷于寧壽宮區(qū)域另起中軸線，雖不能以風水曲解，但確實又與清朝的由盛轉(zhuǎn)衰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這也是我在這本書中想展現(xiàn)的東西，我希望能把故宮的中軸線，寫成中國元明清三代的政治的大動脈，以一種診脈的方式，給予讀者一種新的視角，重新去看待元明清那些所謂的宮闈秘事。過程自然很難，但如果讀者在閱讀中，能產(chǎn)生一種原來如此的感慨，那將是本書的幸運。
叁
史料和建筑本身是有趣的，但歷史有時并不那么有趣，這里我想分享一點關(guān)于寫作過程中的故事。
大約在寫到萬貴妃無子那一段的時候，我很想擺脫傳統(tǒng)史料的桎梏，我想從我熟悉的考古學上挖掘一些內(nèi)容，比如說把家喻戶曉的雞缸杯與萬貴妃迫害后宮的行為聯(lián)系起來。我為此查閱了許多資料，但古籍資料中并無此說，而查到的相關(guān)論文中雖有此說法，但都是推測，沒法給到出處。
這是一個非常矛盾的過程。從文學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極好的段子，通俗史學想寫得有意思，要像講相聲那樣，得不斷拋出包袱吸引讀者；但從史學的角度上， 史學就是史料學，沒有出處的說法，就是不能用，哪怕是通俗史學也是如此。
我在這種糾結(jié)的心理下，還是圍繞這個段子寫了大概一兩千字，寫得當然很順暢。但寫完之后就開始不消化。我無意用備受良心譴責這種矯情的詞匯， 但那兩天我的狀態(tài)確實很差，幾乎沒法把精力專注在后續(xù)的章節(jié)中。我覺得必須得解決這個段子的真實性，不然我會持續(xù)受到它的折磨。
第二天晚上，我給我的老師、明清陶瓷史專家汪凌川先生發(fā)了一個信息，詢問他明代官窯制瓷是否會出現(xiàn)私人訂制，或者是否有相關(guān)的資料可以參考。
汪凌川先生從史料和學術(shù)的角度否定了這種可能，并提出宮廷之中并無此慣例，瓷器紋飾都有明確的規(guī)制，不會因一個貴妃輕易改變。這個結(jié)論讓我很惶恐， 也很沮喪，在和汪老師交流完后的幾天里，秉持著懷疑的態(tài)度，我繼續(xù)瘋狂地搜集

相關(guān)資料，盼望著能發(fā)現(xiàn)些什么。
但結(jié)果是確認無疑的至少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明確的資料表明，雞缸杯的紋飾與萬貴妃有關(guān)，我們只能提出這種推測，而無法加以引申。
這個晚上，應(yīng)該是這本書寫作的一個轉(zhuǎn)折點，我后刪除了這上千字的內(nèi)容，過程當然很難受，如今回過頭來再想，這其實是以小見大視角下不可避免的陣痛。
正如不是每一根毛細血管都連接著大動脈一樣，也不是所有的細節(jié)都關(guān)乎歷史大背景。我們沒法創(chuàng)造歷史，只能盡可能地追尋其中的真實。
肆
絮絮叨叨說了這么多，后想說的還是感謝和遺憾。
這里首先想感謝紫云萬象出版公司推出的這套書系，能有這個得以合作的機會。其中特別要提到21世紀出版公司的王彥老師和我的策劃編輯安斯娜老師，我于出版物一途，實在是門外漢，諸多懵懂之處，多虧了兩位老師的耐心指點。
在寫作過程中，良師益友的幫助更是功不可沒。汪陵川老師的慷慨作序，以及其逐字逐句的辛勤批改，于本書裨益良多，汪老師本人在創(chuàng)作中的殷殷教誨，也讓我這個不成器的學生深感慚愧；而北京師范大學的陳殿教授和故宮博物院的冀洛源老師不吝提攜，為本書寄語推薦，更是令我這個后學感到驚喜。我想在這篇序里向他們表示我真摯的謝意。
此外我的老同學司博、李曉爽、王瑞以及學弟顏順德，都在文字和圖片資料上給我?guī)椭�良多，他們大多是文物工作一線的從業(yè)者，他們的視角和經(jīng)歷，讓我對以小見大的史觀有了更豐富的理解。我的好朋友孫家銳作為語文教師，在文字校對和一些措辭方面給予我指點，而我的母親作為這本書的位讀者，也提出了非常多的看法，并一直予以我鼓勵，這很大程度上促使我寫完這本書。
后就是在南京寫書的過程中，我的好兄弟兼舍友何程，忍耐了我無數(shù)個敲擊鍵盤碼字的夜晚，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我也認為應(yīng)該有他的名字。
創(chuàng)作中的點點滴滴，在此一并致謝。感謝之余，遺憾也兼而有之。
史書浩如煙海，明清史的研習，其的難度莫過于在萬千史料中尋得只鱗半爪，史書中看盡許多風景，但受限于史觀和自己寫作筆力的不足，許多精彩之處不

得不舍棄，堪稱本書的一大遺憾。
我沒法肯定地說，那些我所以為的精彩史料若加入書中，能否讓書變得更好或更差，但也許就像錢鐘書說的那樣，對于吃不到的葡萄，我們不僅能想象它是酸的，也可以想象它是分外甜的。人有時候需要貴在不知足，才能多多少少有些盼頭。
在這里，我也希望這本書能帶給讀者一點不知足的想法，除了這本書之外，歷史還有更大更廣闊的空間，等待著我們了解和探索，若此書能有一絲絲拋磚引玉之功，則是我寫作的動力所在。
以上種種，且為自序。

翟晨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