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五詩人》是張煒先生第六部中國古典詩論，同為授課訂稿。先生原本打算完成《斑斕志》后暫停講授古代詩論，但聽者興猶未盡，意緒難平，于是即擇取唐代王維、韓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隱五位重要詩人。因為疫情不便集中面授，有的課程做了提前錄制。

全書自然分成了五個單元，于歷史、人性、哲學、詩學、美學、文學史和寫作學的角度，判析五位詩人，打通古今，完成了現(xiàn)代時空下的一次深入綜合的觀照。這種詮釋和研究具有開拓意義。像以往授課一樣，先生思維縝密，充滿獨見，有強大的說服力，使人每每有醍醐灌頂之快。這種樸素誠懇、回到常識和創(chuàng)作實境的治學方法，與掌握和處理繁富材料的能力結(jié)合一體，更具創(chuàng)造性和洞悉力，故不唯不囿于成說，而是愈加直面文本。

在《王維二十五講》中，先生著眼于大文學史觀，提出了大尺度和小尺度的詩學命題，對已有的文學史論構(gòu)成一定反撥。王維在官場中的機會，與其藝術(shù)上的機會，說到底是一體的。淡漠，取消自己，平靜無為，反而有了另一種進取的可能。禪不是一種狀態(tài)，而是一個過程，是追求自我、自由的全部努力，包括后抵達的一個總和。如果僅僅將禪看成一種逃避、安靜、平淡，是片面而簡單的。我們由此可以追問詩人，只擇取了整個過程的前半段，只停留于某種形式之中，而沒有繼續(xù)向前，后并沒有抵達那種大自由，反而把它變成了另一種束縛；正是這種束縛，讓他完全舍棄了反抗和追究的欲望，走向一種稍稍廉價的消極。（《省略的方法》）

書中的每一位詩人都得到了復活，他們生氣勃勃地走到讀者面前。古代詩人成為一個個真實豐贍的個體，而不是被抽取和放大某種局部的扁平人物。《韓愈二十三講》是對生命奇跡的贊嘆，簡直可以視為一篇激情四射的美章，是古今兩條激越奔騰的生命大河的合流，是上承千載的知識人的精神接力。許多時候韓愈的確像個逞強好勝難以成熟的人，從青年到晚年，仿佛一直如此。他的痛與喊，因單純而動人，因清新直爽而更具審美價值。他的率性使他變成一個生命的風火輪，一路燃燒疾馳而去，留下了一道道燒灼的痕跡。該篇揭去了貼在韓愈身上的諸多傳統(tǒng)標簽，還原其清新生動的面目。先生與韓愈可謂文心相通，聲氣相投，理路同源，心靈互映。在先生眼中，韓愈是一位凌厲、率真、峻急、火熱的書生，是一個毫無城府的陽光大男孩，他的多趣與可愛自己并不知道，而蘇東坡多少是知道一點的。（《痛與喊》）

先生對韓愈的激賞，隨處透出靈犀相通的會意與快感：人性決定詩性，韓愈的急切、痛快和好辯，使他在對待一切事物，無論是情與景，人與事，都一概全力以赴，興致勃發(fā)。他在闡述事物的過程中一直加速度，有一種決戰(zhàn)的姿態(tài)。為了完成這種超常的表達，他必要尋找抵達極境的一些詞語，于是也就有了新奇的造句方式，無論是比喻還是描述，都要濃烈深切，絕不會淺淺劃過。（《酣暢淋漓》）

先生這樣談及白居易的《琵琶行》：有人甚至認為詩人由此詩而掌握了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手法，所以更具意義和價值。聽上去這種手法多么高明和玄妙，以至于需要一位如此杰出的天才詩人，于四十五歲之期、經(jīng)過漫長復雜的人生與藝術(shù)磨礪之后，才能掌握。掌握類似手法的古代詩人，據(jù)說還有杜甫等人�？傊�在這些人眼里，只要是足夠杰出者，無論中外古今，一律都需要掌握這種手法。（《江上琵琶》）談到詩人的知足保和觀，先生說：我們常說的一些養(yǎng)生之道是有代價的，這與文章之道雖然不盡沖突，但沖突仍是存在的。超然忘我的養(yǎng)生方式，或可引起文氣的衰頹。許多時候這種超脫和純?nèi)�，也會誘發(fā)某種空寂單純之美，但仍舊不出大文章。（《養(yǎng)生與文頹》）可謂剝繭抽絲，層層剖析，直達人性的幽深。

如果說先生對韓愈是敬惜與深愛，對王維和白居易是清澈的辨析與洞察，對晚唐小李杜則是喜賞與推重。他將杜牧定格于青俊，大贊李商隱的錦瑟華麗，在推崇他們二人詩歌藝術(shù)的同時，又論及社會與人性的盲角、內(nèi)心的脆弱與矛盾。他敏銳地捕捉到杜牧作為宰相之孫，詩章之外的那些縱論天下大勢、社稷民生的文字，有一種自家人說話的急切和直接：這些都讓我們聯(lián)想到他的出身，想到血脈的力量，他的自我認同和歸屬感是明顯的，自青年時代就處于一種無位而謀的狀態(tài)。（《萬卷書滿堂》）先生的幽思常常能進入罕至之地，在《才子與盲弟》中說：仿佛上蒼要故意折煞這位雄心傲氣的曠世才俊，不僅為他設計了無比坎坷、充滿委屈的仕途，而且還讓一個同樣才華四溢的弟弟年輕致盲，讓其伴其左右，作為牽引。這樣就可使他的腳步愈發(fā)放緩，心氣愈加放低，小心呵護，不再分離。

先生對李商隱的無題詩喜愛到無以復加，并反對以傷感來論：這里唯有傷感二字或可商榷，它距離詩人似乎有些遙遠，是一種非常外在的，甚至是邊緣的淡淡色澤，核心部分實在是沉郁、悲痛和絕望。這些辭章由于別具一格的果斷、痛哀、敏捷和銳利，從而免除了同類詩章的感傷與呻吟。我們耳熟能詳?shù)哪切┥胍髦�聲，在李商隱這里殊為少見。（《激憤與傷感》）在《生為幕府人》中，先生十分精辟獨到地分析了詩人的性格：他是一個情急做事之人，而不是一個隱忍等待之人。好像仕途之上一些必要的恪守與規(guī)律，在他來說還難以依從，這與唐代那些著名人物在同類職務上終得度過，然后迎來轉(zhuǎn)機的情況大不一樣�；蛟S是詩人的幕府生涯過于順暢，兩相對比之下，使他更加不能忍受。結(jié)果就是一次又一次離朝，一次又一次入幕。 在《外有何物》中，先生提出一個為歷代研究者所忽略和輕視的問題，即李商隱年輕時曾發(fā)出的那句質(zhì)疑：孔氏于道德仁義外有何物？認為李商隱的得與失、長與短，命運的必然性，就多少顯露出來，并指出：就儒學與族群進步之間的關(guān)系，古今來討論無數(shù)，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以來，討論不僅是愈加深入，而且通向了現(xiàn)代主義的深處和高處。在這個時候，如果不能將正儒和偽儒加以區(qū)別，不能發(fā)掘古老儒學中的現(xiàn)代因素，不能發(fā)現(xiàn)在幾千年前諸種思想學說中，它是能接近現(xiàn)代的一種思維方式，可能也是一種偏頗。

從《讀〈詩經(jīng)〉》《〈楚辭〉筆記》《陶淵明的遺產(chǎn)》《也說李白與杜甫》《斑斕志》，到《唐代五詩人》，先生完成了個人的古典詩學體系，打開了一片絢爛的風景。正如前輩學者顧農(nóng)教授評論《陶淵明的遺產(chǎn)》所言：張煒先生此書高見甚多，勝義如云。好就好在書中多有通古今之變的見道之言。確為至論。真正的詩學應該是一種生命的對接，而不單是字面的詮釋。先生重視挖掘個體生命的復雜品質(zhì)，讓每個論題直取本源。比如歷史上東西方文化復古與現(xiàn)代性的關(guān)系、民間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區(qū)別、生命力與審美風格、狹義詩與廣義詩、詩意與詩的界限、浪漫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等等，這些甄別與界說皆有創(chuàng)見，可謂銳思灼見，對當下文學批評、寫作學與美學理論，都具有非凡的意義。

2021年3月7日濂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