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誰寫作？（代后記）

據(jù)漢娜·阿倫特說，瓦爾特·本雅明的理想，是寫一部通篇都是引語、精心組合無須附帶本文的著作。這樣一本著作，將殘篇斷語從原有的上下文中撕裂開來，以嶄新的方式重新安置，從而引語可以互相闡釋，在自由無礙的狀況中證明它們存在的理由。不用說寫一本著作，即使要在很短的篇幅內(nèi)談論為誰寫作這樣一個問題，這個要求也太高了。退而求其次，試把眼見所及的言辭，綴合成篇。

1751年，盧梭的《論科學和藝術(shù)的復興是否有助于使風俗日趨純樸？》出版。在這篇為法國第戎科學院有獎征文撰寫的文章里，他談到了為誰寫作的問題：每個藝術(shù)家都想得到贊賞。同代人的贊譽，乃是藝術(shù)家的酬報中珍貴的部分。如果不幸在他生活的民族和時代里，聞名一時的學者竟讓一群輕浮的年輕人左右他的文風，杰出的詩劇被人遺忘，美好的音樂遭人鄙棄；在這種情況下，他怎樣去博得人們的稱贊呢？他只好把他的天才降低到他那個時代的水平；他寧肯作一些在他活著的時候招人喜歡的平庸篇什，也不愿寫在他死后很久才享盛名的杰作。

在這段文字之后，盧梭直呼伏爾泰的本名，責問他：為了故作風雅，你犧牲了多少強壯有力的美？為了炫耀你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所能表現(xiàn)的風流才華，你少寫了多少偉大的作品？那么，表現(xiàn)強壯有力的美，寫出偉大的作品，卻不是為了博得同時代人的贊譽，究竟是為了誰呢？

對盧梭本人來說，這大概不是什么問題。他在序言里已經(jīng)堅決表明了自己的態(tài)度，絕不為當代追隨風尚的讀者寫作：我既不打算取悅那些才俊，也不想討好各位名流。在任何時候都有一些屈從于他們的時代、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社會風向的人……既然想超越所生活的時代，就不能為這樣的讀者而寫作。盧梭的這一意志，有尼采遙相呼應。在《敵基督》前言里，尼采寫道：本書屬于極少數(shù)人。這些人中也許已經(jīng)沒有誰還活著……我怎么可以讓自己混同于今天已經(jīng)長出耳朵的人？惟有明天之后才屬于我。有些人死后才出生。

為未來而寫作，不光兩個相隔不遠的哲人，也幾乎是古今有大志的寫作者的志向。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所謂，仆誠以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正是這個意思。被稱為精神大師的室利阿羅頻，也把自己劃入了這個范圍：我們不屬于過去的黃昏，卻屬于將來的午晝。他們用自己的文字，呼喚著那些人群中有耳能聽的人，或者，如莊子《齊物論》云：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萬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想來不致誤會吧，英雄與一代凡人皆為知己，為未來的寫作，并不是作者故意脫離時代，與時代格格不入，他們只是不愿降低自己的水準，屈從于某些風氣而已。

對盧梭這一吁求樸素的回應，該算是他的同時代人本杰明·富蘭克林。1771年，富蘭克林給兒子寫信，追溯家史，尤其是回憶他個人的一生。這封信，就是后來著名的《富蘭克林自傳》的部分。作品開頭，富蘭克林交待了寫這些信的原因：我出身貧寒，幼年生長在窮苦卑賤的家庭中，后來居然生活優(yōu)裕，在世界上稍有聲譽，迄今為止我的一生一帆風順，遇事順利，我的立身之道，得蒙上帝的祝福，獲得巨大的成就，我的子孫或許愿意知道這些處世之道，其中一部分或許與他們的情況適合，因此他們可以效仿。

富蘭克林這種寫下自己一生，以供后人效仿的寫作，很有古典大人之風。在古希臘，人應效仿的典范是神，如柏拉圖的蘇格拉底在《法義》中所言：一切事情中重要的事情，就是獲得關(guān)于神們的正確思想。有了這種思想，你就可以過一種好的生活，否則，你得過一種壞的生活。照希羅多德的說法，赫西俄德與荷馬……把諸神的家世交給希臘人，把諸神的一些名字、尊榮和技藝交給所有人，還說出了諸神的外貌。這些作品，摹寫諸神的世系和特性，面向一國民眾的當下和未來，確立一國的特殊生活方式，所謂經(jīng)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一特殊生活方式的養(yǎng)成，有賴于高于人的存在諸神。在富蘭克林的自傳里，這個高于人的存在，被稱為上帝。這類寫作，把屬神的高貴帶到人間。就像卡夫卡在一次談話中說的，寫作傾向于祈禱，藝術(shù)就像祈禱一樣，是一只伸向黑暗的手，它要把握住慈愛的東西，從而變成一只饋贈的手。那么，有沒有一種寫作，寫到神不是為了世間的生活，而是只為這高于人的存在而寫？

在談論俄爾甫斯教禱歌時，韋斯特（West）描述了一種頌神的氛圍：某一個私人文化團體的成員夜聚屋內(nèi)，借著燭火，在八種焚香的氣息縈繞中向他們想到的神禱告，唱這些禱歌。這種向神書寫的文字，也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按《詩大序》的說法，《詩經(jīng)》里的頌，就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屈原的《九歌》，也明明確確是愉神之作。王逸《楚辭補注》：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樂鼓舞以樂諸神。在這個寫作的序列里，因為對象是高于人的存在，人要把好的自己和自己好的所有展現(xiàn)給神看，寫出自己的勇敢、節(jié)制和虔誠，寫出世上的美好和莊嚴。

薩特和加繆在很多問題上意見分歧，但在為誰寫作的問題上，看起來卻相當一致。對薩特來說，一個人寫作只是為了自己，那不符合實際……沒有一種藝術(shù)不為別人或是沒有別人參加創(chuàng)造的。加繆也認為，一個作家很大程度上是為被閱讀而寫作的（至于那些說他們不是的那些作家，讓我們欽佩但不要相信他們吧）。以上為了不同對象的寫作，仿佛也驗證了他們的結(jié)論。那么，有沒有一種寫作，不是，或首先不是為別人而寫的呢？就像維特根斯坦相信的那樣：就改善你自己好了，那是你為改善世界能做的一切。

1903年，里爾克給一個青年詩人寫信，尊敬的先生，除此以外我也沒有別的勸告：走向內(nèi)心，探索你生活發(fā)源的深處，在它的發(fā)源處你將會得到問題的答案，是不是必須創(chuàng)造。它怎么說，你怎么接受，不必加以說明。這樣一種首先指向內(nèi)心的寫作，不止屬于詩。在《以學術(shù)為業(yè)》中，馬克斯·韋伯堅決地說：如果他無法迫使自己相信，他靈魂的命運就取決于他在眼前這份草稿的這一段里所做的這個推斷是否正確，那么他便同學術(shù)無緣了……沒有這種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諷的獨特的迷狂，沒有這份熱情，堅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載已逝，未來還會有千年沉寂的期待他也不該再做下去了。這種先要經(jīng)過自我確認的寫作，差不多可以稱作為自己的寫作。對這些寫作者來說，關(guān)心你自己、認識你自己、照顧你自己是的目標，他們在內(nèi)里認識自己、澄清自己，并通過寫作把這個認識和澄清提純，甚而由此走向幸福之路，把自己的一生譜寫為獨一無二的樂章。

不管是為當代人寫作，為未來者寫作，甚至為一個民族，為至高的存在，抑或只是朝向自我的寫作，凡寫下的文字，都不能期望它真的會像跳動的火焰點燃了火把，立即自足地延續(xù)下去。如同柏拉圖在《斐德若》中所說，文字本身是不可靠的，何況還伴隨著誤解：沒有任何理性的人敢于把他那些殫精竭慮獲得的認識托付給這些不可靠的語言工具，更不敢讓那些認識遭到書寫下來的文字所遭受的命運。因而，不管是為誰的寫作，或者為了傳達什么珍貴的東西，即使寫作者本身極其嚴肅，終，對它是否或如何傳達給聽者的期待，差不多只能是但丁《神曲》里所說的：放棄一切希望�；蛘�，對待為誰寫作這件事，應該如基爾克果《恐懼與戰(zhàn)栗》作為草稿的題詞那樣，給自己一個堅決的答復：

寫作吧。

為誰寫作？

為那已死去的，為那你曾經(jīng)愛過的。

他們會讀我的書嗎？

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