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前言：也許是哈布斯堡？（章永樂）

引言 似曾相似的心態(tài)

我們歐洲人

他們人民

結論 布哈斯堡帝國：對歐洲脆弱性和韌性的反思

后記

致謝

• 內文摘選

難民危機加速了人權話語作為歐洲政治主導話語的衰落。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在《美國牧歌》（American Pastoral）中寫道：人們總是從長遠的角度看待歷史，但其實歷史是很突然的事情。沒有什么比我們看待人權的方式更能說明這一點了。人們往往會認為人權運動和人類本身一樣古老，但正如哈佛歷史學家和法律學者塞繆爾·莫恩（Samuel Moyn）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樣，人權運動的誕生日期相對較近，不過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某個時候。此外，要想正確理解人權范式的普及，我們應該認識到它既可以替代以國家為中心的烏托邦，也可以替代其他國際主義烏托邦。

事實上，正是人權的后烏托邦性質使其成為1989年后和歷史終結以后世界的一種天然意識形態(tài)。20世紀90年代，世界輿論認為，人的權利超越了出生國，這是不言而喻的。所謂的基本自由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的根源在于它們與國家的能力相分離。缺乏國家資源不能作為不公正對待公民的借口，這曾經是老生常談。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等政治理論家堅持認為，權利是有代價的，國家的能力與政權使這種權利成為現實的能力是分開的，這樣的觀點已經被忽視。但在難民危機的過程中，關于難民和移民的辯論已經從權利和經濟的討論轉變?yōu)殛P于安全的討論。政府和公眾都認為，他們的道德責任不能與他們提供幫助的能力以及新來者給社會帶來的風險分開。

這種觀點的轉變帶來的不利影響是，歐洲人開始質疑他們以前所信奉的東西。開放的邊界不再是自由的標志，而是成為不安全的象征。正如凱利·格倫希爾（Kelly Grennhill）所指出的那樣，歐洲人震驚地發(fā)現，自1951年《關于難民地位的公約》生效以來，全球至少有75次國家和非國家行為者試圖將流離失所者用作政治武器。他們的目標涵蓋了政治、軍事和經濟等領域，從提供財政援助到全面入侵和協(xié)助實施政權更迭。在近四分之三的歷史案例中，脅迫者至少實現了一些他們明確的目標。在記錄在案的案例中，至少有一半的情況下，他們獲得了全部或幾乎全部他們想要的東西，使這種相當非傳統(tǒng)的影響力手段比經濟制裁或傳統(tǒng)的、軍方支持的強制性外交手段更有效。

在一個確保相互干擾的世界里，歐洲人發(fā)現這樣一個事實尤其可怕，那就是事實證明，利用移民作為施壓工具對付他們特別成 功。如果說歐洲人傾向于將民主的傳播視為世界安全與繁榮的先決條件，那么移民危機如今已從根本上挑戰(zhàn)了這一假設。歐洲以外的國家對民主的支持出現了裂痕，不妨說這是移民危機的附帶損害。如果說歐洲人以前認為輸出他們的政治體系會給這個脆弱的世界帶來穩(wěn)定，現在，他們傾向于同意俄羅斯總統(tǒng)弗拉基米爾·普京的觀點，那就是民主的傳播可能會引發(fā)動蕩。如果在形而上學的意義上可行的話，許多歐洲人可能會投票支持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復活并重新掌權。在新的歐洲共識中，他可能是一個獨裁者，但他可以讓歐洲免受移民問題的困擾。

這樣一來，移民危機不僅改變了歐洲政治的均勢，破壞了支配歐洲幾十年的自由主義共識，而且引發(fā)了左翼和右翼的認同危機，顛覆了歐盟用來為自己辯護的論據。歐洲不再以未來世界的典范自居。歐盟現在被宣傳為一個堡壘大陸的后希望，至少它的大量支持者是這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