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黃雨石

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原籍（帝俄統(tǒng)治下的）波蘭，其父是一位愛國詩人，曾翻譯過莎士比亞及雨果的作品，后因在華沙參加波蘭民族委員會的秘密政治活動，全家遭沙俄政府流放，其時康拉德年僅四歲。流放生活艱苦異常，康拉德十一歲時父母即相繼去世，不得不由舅父收養(yǎng)。他多次表示愿上漁船工作，一八七四年終于離開波蘭前往法國的馬賽。幼年艱辛生活的經(jīng)歷以及始終不能安于異國環(huán)境的心情，使他患下嚴重的抑郁癥。

一八七八年四月，他開始在一條英國船（馬菲斯號）上工作，不久隨船到達英格蘭。其時他不過二十歲，勉強講點不能成句的英語。此后十六年他一直在英國商船上工作，曾在不同的船上擔任熏要職務。他于一八八六年正式加入英國國籍。據(jù)說康拉德到英國不久便立志要用英語寫作，不到十年，他便寫出了第一個英語短篇故事《黑人大副》，但未發(fā)表。他的第一部英語小說《阿爾麥耶的愚蠢》，于一八九二年脫稿。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他在接連發(fā)表了幾部作品后，竟然獲得了英文散文大師的稱號。

康拉德一生所寫作品甚多，以中篇小說為主，其中有許多至今仍被文學史家視為英國中篇小說的典范。作品內(nèi)容主要是他多年海上的親身經(jīng)歷�？道�德自己曾說，他從來不會編造任何故事。但事實上，他也從來沒有不加處理，照原樣使用過他的素材。他的較重要的作品除這里所介紹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1902)外，尚有《水仙號上的黑水手》(1897)、《吉姆爺》(1900)、《臺風》(1902)、《諾斯特羅姆》(1904)、《間諜》(1907)、《在西方人的眼皮底下》(1911)等等。他在創(chuàng)作上的主要特征，是出色的環(huán)境描寫，和細膩地刻畫多半是處在海上險惡環(huán)境中的人物的心理活動。他的作品含有社會批判的因素。但由于他把人生看作是一場同自然力的斗爭，即使勝利了，也毫無結(jié)果，因此，他不可能揭示出真正的社會矛盾。或者也可以說，因為這個緣故，他的全部作品，包括這里的《黑暗的心》，都帶有濃厚的陰郁、悲觀色彩。

《黑暗的心》是作者*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英國文學史上占有頗重要的地位。T.S.艾略特的《荒原》的創(chuàng)作，便頗受這篇小說的影響不久前，美國拍攝的一部新影片《現(xiàn)代啟示錄》據(jù)說也是根據(jù)這部小說改編的。。這部作品寫于一八九九年，以他一八九○年的一次“災難性的剛果之行”為主要依據(jù)。其中許多情節(jié)都屬事實，甚至接回代理人一事也非虛構(gòu)。這一趟旅行對他的思想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許多年后這趟旅行還始終象一個可怕的噩夢擾亂著他的神思。據(jù)說，他從此便怎么也無法忘卻他那次親眼所見人類墮落的可怕情景。因此，這部作品的主調(diào)是十分明確的。作者強烈譴責了帝國主義，分子掠奪殖民地的無理和兇殘，并以愛憎分明的態(tài)度描繪了那些白人的貪婪、無恥、愚蠢，下流、瘋狂，同時表示了對被掠奪、被壓迫的黑人的深切同情。

我們看到整個故事是以“經(jīng)理”和庫爾茨之間的矛盾為中心的。但是，這兩人之間的矛盾僅僅是情節(jié)發(fā)展的一條線索，是表面現(xiàn)象，透過它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殖民主義的死硬分子（以經(jīng)理為代表）和受蒙蔽的下層工作人員之間的矛盾，歐洲“文明”（以庫爾茨等白人為代表）與非洲原始文化之間的矛盾（結(jié)局是貌似強大的歐洲“文明”被事實上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非洲黑人原始文化所包圍、瓦解、吞噬），西方與東方的矛盾，以及庫爾茨本人內(nèi)心深處的矛盾等等。這種種的矛盾交織在一起，使人感到這表面平淡無奇的敘述下面，埋藏著無比深刻的內(nèi)容，發(fā)人深思，耐人尋味。

讀康拉德的這部作品，有如考古學家發(fā)掘地下寶藏，掘得愈深、愈細，收獲愈豐。細心的讀者能理會到，書中許多乍看似乎無關(guān)緊要的細節(jié)描寫（例如故事開頭處馬洛回顧一千九百年前羅馬人入侵時倫敦還是一片“蠻荒之地”的情節(jié)），在掩卷細思之后，便覺它們與作品的中心內(nèi)容息息相關(guān)、必不可少。這一點可說是此書在藝術(shù)手法上的一個突出成就。它讓人感到，整個故事雖僅僅由馬洛一人信口講來，通篇結(jié)構(gòu)卻十分謹嚴，眾多的暗筆、伏筆，使得故事前后緊密相連，往復呼應，處處給人以回味無窮之感。

書中值得注意的是被稱為“經(jīng)理”的那個人物，他無疑是個刻畫得十分成功的資產(chǎn)階級分子的典型。他唯一的能耐是不生�。ㄒ驗椤八�的身子里面什么也沒有”），唯一的本領(lǐng)是“能夠讓每日的官樣文章照行不誤”，唯一的用心是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直至置人于死地），踩著別人的頭頂往上爬，唯一的工作是整天勾心斗角，耍著欺騙蒙混、陰謀陷害的手段——“讓他哪怕僅僅只用一個小手指頭去認真干點什么”那可絕對不成。他所信賴的只是那種“肚囊里除了一點稀屎漿子之外……什么也沒有”的下屬，（如那未來的“副經(jīng)理”），在他的眼里整個世界的存在只有一個目的——為他的升官發(fā)財服務。

所以像庫爾茨那樣一個人，他當然是絕對無法容忍的——何況庫爾茨似乎還對他和他的那位未來的副經(jīng)理的地位形成了一種威脅。

可是，現(xiàn)在的問題是，對庫爾茨這個人物究應如何評價呢？國外評論家似乎說法不一。一般認為作者本人的思想顯然比較復雜而且矛盾，加上書中頗多象征性手法，因而對許多問題（其中包括庫爾茨的為人，他再次企圖逃往荒野的動機，他死前的叫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的涵義等等）都難于找到明確的解答�，F(xiàn)代英國文學評論家C.B.科克斯在有關(guān)康拉德的一篇專論中甚至說：“如果我們一定要為庫爾茨……的行為提出結(jié)論性的解釋，那我們便只會損害康拉德作品的復雜的深意和他有意安排的含混結(jié)局”（《約瑟夫·康拉德》，朗曼有限公司一九七七年版第三十八頁）。但經(jīng)過反復探討，我們覺得這些話似乎也不盡然。

關(guān)于庫爾茨的為人，至少有幾點是很清楚的：第一，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是一個“正派人”，至少他不像其他那些白人，一切只為自己打算（派助手送回大批象牙一事便可充分證明這一點）；其次，他跑到那里去的時候，自己顯然確有一番抱負，因為他所說的“這里的每一個站都應該象是設(shè)在大路邊指向美好前景的燈塔……”等等，必是他的“肺腑之言”，否則“經(jīng)理”決不至那樣氣急敗壞，“嗓子眼給卡住連話都說不出來了”（“你聽聽——這個蠢才！而他還想當經(jīng)理！”）。然而，和故事講述人馬洛的姨母一樣，他當然也完全作了什么“光明使者”，“較低級的圣徒”等“大堆大堆這類廢話”的犧牲品。

受著公司的欺騙宣傳（什么“高尚和公正的偉大事業(yè)”等等）的迷惑，庫爾茨不惜忍受著難以忍受的生活上的痛苦，歷盡種種艱難險阻，多次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去為那個“事業(yè)”賣命，但*后他卻發(fā)現(xiàn)不但這一切全屬無稽之談：這個所謂的“事業(yè)”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白人對黑人進行慘無人道的殘害和掠奪，他是完全受騙了；而且就因為他不辭辛苦，勤懇地為公司工作，結(jié)果卻只招來了“這里的這些白人全都對他懷著極大的惡意！”

如果我們這樣來看待這個人物，那許多原來覺得涵義不明的情節(jié)，便似乎并不是那么難以捉摸了。那“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的呼聲不過是他在“細致地重溫過自己的一生”后感到徹底幻滅，“恍然大悟”時對自己所屬的白人社會所作的*后總結(jié)！他在“肅清野蠻習俗國際社”委托他撰寫的那篇報告上*后補寫的那個結(jié)尾，“消滅所有這些畜牲！”顯然也只能是指那些白人而言。

另外，原作犀利、深刻的文筆，以及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強勁有力、充沛真摯的感情，處處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本篇譯文曾在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外國文學季刊》上發(fā)表，書名原譯作《黑暗的內(nèi)心深處》，這次重印曾經(jīng)譯者重作一次較全面的校改，但因原作文筆確較艱深，且頗多曲筆，譯者限于能力，譯文一定有不少不妥或甚至謬誤之處，敬希諸位讀者予以指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