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貨幣和金融機構的思考始于1960年。直到1970年末，當我決定放棄對貨幣的研究時，我一直沒有取得進展。我決定將我的時間投入到第二個最重要的研究項目，即將古諾寡頭壟斷模型嵌入一個完全封閉的系統(tǒng)。讓我大為驚訝的是，第二個問題含有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構建在封閉經濟中的價格形成過程模型需要創(chuàng)造出貨幣及其他金融工具和機構。在一個封閉經濟系統(tǒng)中，貨幣提供了非均衡存在所需要的額外自由度。要融合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就有必要理解貨幣供給是如何計算的，貨幣有哪些替代形式以及控制貨幣供給的力量有哪些。理解貨幣的要點在于動態(tài)學。

貨幣和金融機構在非均衡經濟中提供展開過程的結構。它們?yōu)榻洕�提供了控制和評價網(wǎng)絡。貨幣和金融機構理論的發(fā)展是理解經濟結構背后的一些力量的第一步。經濟學未來的發(fā)展在于獲得關于社會中過程控制的洞見，其中社會中的評價、創(chuàng)新和非均衡是主要考慮的問題。

理解預期是如何形成的、創(chuàng)新是如何觸發(fā)的或技能是如何發(fā)展的對發(fā)展新經濟動態(tài)學至關重要。與生物學和物理學的基本思路一樣，我們需要理解隨機環(huán)境中的大規(guī)模細胞、粒子或主體行為，它們的行為受到由反饋支配的具有部分控制力的機構的制約。本書旨在將研究的重點從沒有時間性、制度無涉和過程無關的經濟均衡轉向過程、時間、信息和制度起作用的經濟理論。

貨幣與語言一樣，是一種網(wǎng)絡現(xiàn)象。它的作用不能孤立地考慮。它的功能的復雜性取決于共同知識的內容、主體感知的共同背景以及聯(lián)絡網(wǎng)絡。法幣的價值存于動態(tài)性中，而非靜態(tài)的無時間性的均衡。它是大眾隨機行為的一個特性。

微觀經濟理論常常描述的最優(yōu)化行為與演進行為之間的聯(lián)系由“博弈中的博弈”來提供。在任一時點，制度、法律和習俗為局部最優(yōu)化的個人提供了博弈規(guī)則。但是在更長的期界上，經濟主體的局部最優(yōu)化行為再加上偶然機會和社會的、政治的以及技術的過程一起改變了博弈規(guī)則。

第1卷主要討論存在貨幣、債務和破產的一期經濟交換。第2卷在考慮多期的有限期界經濟和無限期界經濟過程中也表明了新經濟特征的性質。第3卷考慮金融機構和政府的特定作用，并且將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結合起來建模研究經濟金融控制問題。與Pradeep Dubey和John Geanakoplos合作的提供策略市場博弈數(shù)理分析的姊妹篇也已經列入計劃了。致謝我要感謝耶魯大學的Cowles基金會、蘭德公司和Santa Fe 研究所的許多同事的支持和他們激發(fā)的靈感。我認為我是幸運的，因為我一直身在學術氛圍中并常常感受到20世紀50年代在普林斯頓結交的朋友激發(fā)的靈感——他們是數(shù)學系的Lloyd Shapley、Marvin Minsky、John McCarthy、John Nash、Herbert Scarf、Ralph Gomory，生物系的Colin Pittendrigh，經濟學系的Oskar Morgenstern、Bill Baumol和應用金融系的Martin Whitman、Djhangir Boushehri。

我要感謝很多同事，我與他們聯(lián)合的研究對我有著極大的價值。尤其是，Lloyd Shapley和Pradeep Dubey與我合寫了很多論文。John Geanakoplos、 Ward Whitt、Mathew Sobel、Andreu MasColell、姚順天、Kofi Nti、John Rogowski、Tom Quint及Charles Wilson都與我有多年的合作。近幾年，由于我關注的問題已經轉向探索動態(tài)學，所以與Ioannis Karatzas、William Sudderth的合作是一種享受。對這些貨幣模型初步進行的微觀擬合是與John Millerh和Nick Vriend合作的。

在我原來的學生、研究助理和后來的同事中，我與Tanya Styblo Beder、Krishna Jawadene、Lingxsi Liu、Siddharta Sahi、Guytag Oh和Dimitri Tsomocos都一起工作過，我從他們身上也學到了很多東西。尤其是Dimitri有很出色的觀察力，并且還在本書的初稿中發(fā)現(xiàn)了很多錯誤。

我認為這幾卷書是通向最終將改變經濟分析本質的動態(tài)學的第一步。我認為，最有前途的地方是發(fā)展理解很多異質性的“大眾質點（mass particle） 行為”的方法。與Brian Arthur、Robert Shiller和Per Bak的討論使我堅信新的發(fā)展方向指日可待。

與Stuart Kaufmann和Leo Buss的討論使我相信，在經濟學和生物學中對于初步理解組織的誕生方面的廣泛興趣馬上就會產生豐碩的跨學科結果。

Cowles基金會的Hyman Minsky、Axel Lejonhufvud、Jim Tobin和其他宏觀經濟學方面的同事對我的思想產生的影響超出了他們的想象，我與Truman Bewley、Tom Rutherford和Tom Quint的討論也是如此。

Tanya Stublo Beder、Martin Whitman、Meyer Berman和其他幾個朋友幫助我認識了真實的金融世界，這個世界不停地變化，充滿了高度的不確定性和成功的、高度專業(yè)化的運作，而憑現(xiàn)有的金融理論很難理解它的運作方式。

我還要特別感謝Glena Ames，她以嫻熟的技巧認真地處理了初稿，并辛勤地處理了數(shù)不清的反復修改，感謝Dee Smitkowski的大力協(xié)助，感謝Aequus基金會的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