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說來話長，本書最早是發(fā)軔于1982年，我給山東大學歷史系世界史專業(yè)準備專業(yè)課—《歐洲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史》的教材。后經過教學實踐，這門課分成《歐洲文藝復興史》和《歐洲宗教改革史》兩門課，在高年級分別講授一個學期。歷史系的同學對這兩門課興趣濃厚、選課踴躍。課下自發(fā)組成了一些科研小組，展開專題探研，撰寫論文。世界史專業(yè)的教師、研究生們還創(chuàng)辦并印發(fā)了多期《世界史譯叢》（內部刊物）同兄弟院校交流。

在教育部（當時稱“教委”）高教一司的大力支持和資助下，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領導人的精心指導下，1979年5月于重慶北碚西南師大成立的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會，多年來一直把歐洲文藝復興史和宗教改革史列為世界中世紀史學科的重點研討課題之一。1979～2004年，長達25年的二三十屆國內和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對我國和國際上研究歐洲文藝復興史和宗教改革史的基礎、水平與成果以及存在的問題，已逐漸深化了解，于是決定首先撰寫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歐洲文藝復興史》。

經過在國際間廣泛調研后，確知國際上缺少一部史論兼?zhèn)涞�、全面論述的《歐洲文藝復興史》，人民出版社提前（2001年）委我任全書主編，經我申請獲批立項為國家社科基金課題（03BSS003）。從2001～2010年，由我任主編并國內19所高校二十余位教授的10年辛勤耕耘，撰寫出12卷本（500萬字）的《歐洲文藝復興史》，作為國際上第一部多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獻給了祖國。通過該書的寫作，我深切體會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先進的知識分子、科學家和仁人志

士，歷經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堅持以人為本，通過反封建專制、反特權迫害的艱苦不屈的斗爭，才逐步取得空前成就，并推動歐洲脫離封建樊籬，大踏步地向近代邁進。

《歐洲文藝復興史》（12卷）在2013年第六屆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科研成果評選中獲得一等獎，是對我們極大的鼓勵和督促。我深感必須抓緊把《歐洲宗教改革史》的研究早日完成，提供給學界和國人審閱與校正！對于《歐洲宗教改革史》能作為國家基金課題的最終成果提交給出版社出版，深感欣慰。我慎重地組建了這本書的新框架，按專著與教材兼用的原則，壓縮文字、精簡史料、加強專題論析、盡量表述管見，現(xiàn)提供給史學界研討與賜教。

二

中世紀歐洲的基督教會有個明顯的發(fā)展歷程，日耳曼人建立諸王國初期，基督教會在保存、抄寫古代文化作品、纂修編年史等方面曾發(fā)揮過積極的歷史作用，但隨后由于基督教會在封建諸國占統(tǒng)治地位，基督教會長期壟斷意識形態(tài)領域，推行文化上的專制主義和蒙昧主義。教會組織和神學體系曾是對人民精神奴役和鞏固封建壓榨的工具。在教皇的鼓動、組織下，天主教會發(fā)動過“圣戰(zhàn)”——十字軍八次東侵（1096～1270年）。教皇從格利哥里七世（1073～1085年在位）到英諾森三世（1189～1216年在位）逐漸成為世俗界主宰。在西方，天主教會成為封建統(tǒng)治的國際中心，在每個天主教國家都占有大量耕地，廣泛征收“大、小、血”等名義的什一稅，靠賣圣職、售“圣物”，利用“異端法庭”擴大壓榨。12世紀后，教階制鞏固，教權達到極盛。各國教會中的高級僧侶、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長等成為貴族、諸侯、大封建主。在德國的七大選帝侯中有三個便是大主

教。羅馬教廷與各國貴族僧侶，熱衷于政治分裂，以制衡君主的統(tǒng)一集權。

本書的主題是敘述和討論歐洲基督教會在封建社會晚期——16～17世紀時改革的歷史過程�；�督教同佛教、伊斯蘭教是世界的三大宗教，其中以基督教的影響最廣，流傳在五大洲的16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當代，基督徒在全人類的人口總數中占20%以上。

本書涉及的地區(qū)范圍，包括西歐、東歐，但不包括拜占庭、希臘、俄羅斯等東正教及歐洲與中東的伊斯蘭教等其他宗教地區(qū)和國別。

在時間斷限上，歐洲宗教改革史與歐洲文藝復興史互有交叉，很難截然斷開。歐洲文藝復興史的上限，我們認為始自但丁發(fā)表的《神曲》（1307～1321年）；下限以17世紀30年代弗朗西斯·培根、笛卡兒發(fā)表近代哲學觀著作為標志。也有人認為，歐洲宗教改革史始自15世紀末德國農民起義；上限的明顯標志則以1517年馬丁·路德在德國維登堡教堂發(fā)表的《九十五條論綱》為根據；但歐洲宗教改革結束的時間，西方史學界長期是以1555年“奧格斯堡宗教和約”的締結——在德國立下“教隨國定”的原則與路德新教的最后確立為標志。

根據近年來國際史學界和宗教學界的研討，我本人認為基督教，并不限于路德教，而且在歐洲，法、英、尼德蘭等各國和地區(qū)的宗教改革形勢與特點復雜——16世紀中葉時，歐洲宗教改革遠未結束，根據史實，應以“三十年國際性戰(zhàn)爭”結束，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締結及天主教同基督新教均勢格局的確立為下限的標志較為適宜。對此，歐美史學界21世紀初以來有關宗教改革史的一部分論著中，已有較詳盡的闡述。

應當指出：在歐洲參加宗教改革活動的成員廣泛，除路德教、加爾文教與安立甘等基督教新教各派外，還有由城鄉(xiāng)傳教士領導的、城市平民和農民組成的再洗禮派等，他們在德、法、尼德蘭等地的宗教改革和反封建斗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天主教會中的城鄉(xiāng)傳教士乃僧侶中的平民集團，處于封建教權階層之外，生活貧苦、對教俗貴族的巧取豪奪極其不滿，同下層人民及普通教徒聯(lián)系密切，有些城鄉(xiāng)傳教士成為天主教會中的改革者或群眾運動的領袖。

本書通過第二章至第七章及第九章，分別闡述了德國、瑞士、法國、英國、荷蘭等國宗教改革史的過程、特點和經驗、教訓。各國不同的經濟、政治、階級和文化背景是宗教改革特點產生的條件和原因。

歐洲宗教改革熱潮開端于德國馬丁·路德的維登堡“火焰”，正像歐洲的文藝復興肇始于意大利但丁的《神曲》面世一樣。德國宗教改革和農民戰(zhàn)爭是同時期展開的。恩格斯稱它是歐洲“反對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決戰(zhàn)”；德國著名史學家彼得·布瑞克稱它是“普通人的大革命”。德國的宗教改革史既復雜、曲折又豐富尖銳，歷經38年的艱辛斗爭，在新教諸侯的支持下，路德新教獲得確立。閔采爾等英烈奮爭“公有社會”的浴血戰(zhàn)斗，為爭取近代的百姓共和開辟了道路。 第二章詳述了威克里夫、胡斯等宗教改革志士的頑強斗爭為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作出了卓越貢獻，特別是本書將閔采爾與莫爾、康帕內拉等并列為空想社會主義的先驅者。同時，本書第四章中充分肯定了人民的宗教改革和農民戰(zhàn)爭的偉大歷史意義在于對歐洲構建近現(xiàn)代民主共和政治的重大作用，這在蓋斯邁爾的《提羅爾憲章》和海爾高特的“公有社會”綱領中已有啟示。

瑞士經濟的發(fā)展、政治基礎和社會運動，促進了慈溫利和加爾文新教學說的形成。加爾文新教適應了資本主義經濟和新興資產階級的需求，通過對加爾文和路德宗教改革學說的比較，增進了對基督新教的貢獻、成就及其局限性的理解。第五章重點是對基督教新教派的教義、主張加深闡述。

法國的宗教改革過程長期是同國際間的意大利戰(zhàn)爭（1494～1559年）和國內的胡格諾戰(zhàn)爭（1362～1598年）交織在一起的。15世紀末，法國的封建中央集權制國家業(yè)已形成，王權強大，法國的天主教勢力鞏固，加爾文新教在法國長期遭到高壓和被嚴禁。16世紀中葉后，隨著法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和胡格諾教派勢力的擴大，天主教貴族同胡格諾派等舊教與新教之間的斗爭，逐漸讓位于爭奪法國王權的抗衡。信奉新教的那瓦爾國王亨利四世宣布“為了巴黎，值得作彌撒的”（即改宗天主教）。1598年，“南特敕令”的頒布，宣布天主教為法國國教的同時，新教也合法化，開啟了長期以來法國新舊教并存的局面。但“并存”并未解決矛盾，新舊教之間的斗爭與歐洲列強之間的國際關系經�；ビ杏绊懚�“共存”。

英國走的完全是另一條由國王自上而下獨掌國家宗教更迭的歷程。1509年，都鐸王朝亨利八世繼任王位時，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發(fā)達，君主專制政權強大，在《獨尊法案》的國策下，英王自兼本國教會之尊，進行了宗教改革的一系列活動。由于英王亨利八世同王后凱瑟琳離婚案長期未結，日益擴大了英王同羅馬教皇之間的矛盾和爭斗以及英國同西班牙之間的國際沖突。

亨利八世王子愛德華六世同亨利八世長公主瑪麗先后繼任英王的時期，新教改革同天主教復辟之間曾進行了長期博弈。伊麗莎白女王繼位后，趁英國民族國家勃興之機，大力強化了安立甘教。她以原有的《四十二條信綱》為基礎，修訂后于1563年由英國國會通過并公布了著名的《三十九條信綱》，將其定為英國國教—安立甘教的官方教義，在禮儀上仍保留了天主教舊教的一些傳統(tǒng)色彩。英國順應民眾心理，宗教改革后的主要特點是：①具有舊天主教和激進新教的綜合折中性；②兩教教義的兼容并存性；③改革過程的反復曲折性。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晚期，英國清教興起，又出現(xiàn)了新的宗教之爭。

16世紀尼德蘭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迅速、社會矛盾與階級矛盾激化后，加爾文教的改革活動加快進行。尼德蘭歷經西班牙反動統(tǒng)治和阿爾發(fā)公爵的血腥鎮(zhèn)壓，下層群眾的圣像破壞運動與資產階級和貴族革命派的請愿活動同時并起。加爾文教同再洗禮派的群眾斗爭，相互呼應發(fā)揮了作用。尼德蘭的斗爭歷程異常曲折、艱巨。1572年是最關鍵、取得重大轉折的一年。一方面依靠“海上乞丐”和“森林乞丐”堅持了武裝的游擊戰(zhàn)爭，抗擊西班牙的鎮(zhèn)壓軍；另一方面北方各地城市貧民和各地鄉(xiāng)村的農民起義，使經濟發(fā)達的尼德蘭北方的荷蘭、西蘭等地區(qū)陸續(xù)從西班牙的統(tǒng)治下解放出來，成立了“聯(lián)省共和國”，逐漸實現(xiàn)荷蘭的獨立。在熱愛并關注民族命運的貴族革命派奧蘭治·威廉領導下，堅持反抗西班牙的殘酷鎮(zhèn)壓并厲行新舊教之間的宗教寬容政策，以及團結廣大群眾、堅持武裝斗爭，這是尼德蘭獲勝的決定性因素。加爾文教旗幟下，尼德蘭革命斗爭的勝利與聯(lián)邦共和國的成立，使荷蘭開始成為商業(yè)資產階級掌握實權的資本主義國家。

三

我在多年撰寫《歐洲宗教改革史》的論著和教學、科研中，經常碰到的幾個問題，擬在本序言中亦略述個人淺見。

如何審視和評析羅馬教皇？

這是研究基督教會歷史之初，極需重視的問題。梵蒂岡的羅馬教廷長期是天主教會的世界中心，羅馬教皇是天主教會的最高首腦，羅馬教皇歷代相傳，現(xiàn)今已歷268代。歷代教皇在位時間長短不一，觀點主張和實踐活動多寡不同，作用影響互異。對中世紀階段，特別是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的羅馬教皇切忌“千人一面”。迄今，國外的少數宗教改革史著作中，由于作者的立場、觀點的不同，特別是作者本人所屬宗教的區(qū)別，對同一位教皇往往褒貶不一，或頌為“神

明”、無以復加；或斥為罪人，一無是處。事實上，有些教皇既有真知灼見、扶植文化，又能嚴格自律、整肅教紀；而有些教皇目光短淺、碌碌無為，或專橫跋扈、貪婪、爭權奪利；許多教皇是優(yōu)點、缺點兼而有之，集雙重性與矛盾性于一身。歐洲文藝復興歷程的約300年間，有些教皇曾支持過人文主義，對文藝復興確有貢獻，應予肯定。

但歐洲宗教改革運動時期，所有羅馬教皇的政治觀點、階級立場十分明顯，都是反對基督教任何新教派的產生和確立的。除少數教皇曾主張和支持過天主教會本身的改革或改良外，多數則是主宰異端法庭、維護拋售贖罪券、擴大封建壓榨、殘酷鎮(zhèn)壓不同政見的人士和有創(chuàng)新見解的科技與文化人員，甚至直接將布魯諾等科學巨人當眾活活燒死……他們罪惡滔天，罄竹難書，應予充分揭露并批判其罪行。

關于天主教會內部的改革和改革派的重要事跡有哪些？

在歐洲宗教改革歷史的全部過程中，不僅應揭露天主教會從教皇、羅馬教廷和貴族僧侶制造“文字獄”加強血腥恐怖措施，迫害群眾和鎮(zhèn)壓基督新教的一系列反宗教改革活動，而且也應重視天主教會內部有識之士和改革派的重要事跡，這是一般論著中常重視不夠或忽略未敘的。本書專設第八章彌補這一不足，肯定并指明這是基督教諸新教在歐美傳播以后天主教會仍歷久未衰的原因。

天主教會的教徒中有許多著名人士也曾積極投身于本教會的改革，如尼古拉·庫薩的“�？肆κ俊被顒�。尼古拉畢生堅持人文主義觀點，出版了《樸直者論智慧》等哲學著作，他曾一度被譽為教皇尤金四世、尼古拉五世、庇護二世的“大力士”。尼古拉特別突出的事跡是堅決支持瓦拉的揭發(fā)。在1440年，羅倫佐·瓦拉認真考證后，戳穿了8世紀羅馬教皇偽造的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曾授予教皇統(tǒng)治意大利乃至整個歐洲”之謊言騙局。尼古拉認同并宣傳這一揭發(fā)，同時成為瓦拉的摯友。他任主教時，曾試行過一些天主教會自身宗教改革的措施。

荷蘭人伊拉斯謨是著名人文主義泰斗，而且是天主教會的宗教改革思想家和活動家。伊拉斯謨以嫻熟的文筆發(fā)表了《愚人頌》《基督教戰(zhàn)士手冊》《箴言集》等一系列世界名著。他詮釋、注譯了《圣經》希臘文本中的訛錯。他畢生走遍歐洲各地揭批了羅馬教皇和天主教會中的特權和弊端。他堅決維護基督教的原理和宗教道德，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信徒，力主重建原始基督教，恢復《圣經》真面目，應“回到效法基督”的黃金時代。他主張《圣經》至上，學習古典文化同發(fā)揚基督教的傳統(tǒng)結合起來；他提倡和平主義、反對暴力和侵略戰(zhàn)爭；主張以基督的訓誡為指導，由賢明君主當政，企盼人們對天主教會的皈依。

托馬斯·莫爾既是著名的人文主義思想家，又是天主教會本身的宗教改革實踐家。莫爾正直、廉潔、同情貧苦人民、力戒貪腐、憎恨專制等可貴的品質在他的《烏托邦》和《塔中書》等代表作和畢生的經歷中有大量史實可為證。莫爾在同摯友伊拉斯謨等人的通信中，不斷抨擊天主教中的各類丑行和奢侈腐敗。莫爾在被判死刑后囚于倫敦塔中，仍不畏君，堅持天主教徒的信仰，而且不斷呼吁天主教會和教士、信徒們應進行本身的改革。莫爾倡導教徒們應像“烏托邦”那樣虔信基督是唯一的“最高的神”，是“人類的主宰”；應鄙視一切占卜和迷信，日常應多行善事，力戒腐朽邪惡。他還呼吁任圣職的教士，應獻身宗教，監(jiān)察風紀，要有為廉儉有為的教會目標奮斗的使命感。他還主張對新教徒應具寬容精神等。

此外，天主教會中，英國的科列特、波爾，法國的勒非甫耳、康泰呂尼、迦臘法、薩多來托等著名人士，亦都對天主教本身的宗教改革有過重大的貢獻。

關于天主教會的主要修會之一—耶穌會的評價？

對于1540年公開成立的耶穌會及其創(chuàng)始人羅耀拉，在過去蘇聯(lián)的部分論著和我國20世紀80～90年代出版的個別宗教改革著述中，將耶穌會的成立定為“天主教會的反動活動”，并籠統(tǒng)地評定耶穌會是“反動組織”，說它“為了保護天主教會的利益”，“任何手段，包括暗殺、投毒、收買、背信棄義等均可采用”。而且把刺殺法國國王等均列為耶穌會整個組織所為……這類論斷明顯失實，并不夠全面。羅耀拉這個人既有封建騎士那種狂熱、勇敢、偏執(zhí)、服從的精神，也有對天主教獻身的意志。在羅馬教皇支持下創(chuàng)建的耶穌會，靠軍事原則組成，既有力圖阻撓和破壞新教活動的一面；也有維護天主教傳統(tǒng)作風和試行改革的一面，它在教育領域、傳播文化等方面發(fā)揮過有益的作用，不應全面否定。耶穌會所辦學校不僅活躍在天主教會的勢范圍內，而且向新教流行地區(qū)傳播。由耶穌會創(chuàng)辦的學校在意大利迄17世紀已擴增至200余所。

值得商研的問題還有不少，在此不再一一贅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