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國讀者
　　所謂“現代的超克”論，就是在昭和日本被稱作“十五年戰(zhàn)爭”的時期日本知識分子的自我理解話語。在昭和日本的這一時期，他們被要求進行世界史式的、新的自我理解�！艾F代的超克”論的展開，是作為追求世界秩序之重構的政治話語，或者作為追求世界史之多元性重構的歷史哲學話語，進而是作為圍繞“亞洲式之物”的文明論話語，或者是作為亞洲民族主義話語，等等。我在本書中所進行的，即為對該“現代的超克”論諸種話語性質的批判性解讀，同時解析那些話語所具有的現代意義。
　　我將昭和日本的“十五年戰(zhàn)爭”看作“現代的超克”論成立的背景�！笆�五年戰(zhàn)爭”一語，是對昭和日本的“亞洲—太平洋戰(zhàn)爭”的總體性表述。即，從日軍以1931年的“柳條湖事件”為契機侵占中國東北開始，經過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轉折，日本與中國進入未曾宣戰(zhàn)的戰(zhàn)爭狀態(tài)，戰(zhàn)爭在軍事、政治諸方面均未獲最終解決，因之日本發(fā)動了1941年的太平洋戰(zhàn)爭作為最終解決手段，結果在1945年戰(zhàn)敗。這場“十五年戰(zhàn)爭”的最后階段雖然在太平洋和南亞各地區(qū)展開，但可以說，這場戰(zhàn)爭主要是以中國大陸作為舞臺、作為戰(zhàn)場的。這場“十五年戰(zhàn)爭”，是作為“現代的超克”論這一日本知識分子建構的世界史式的自我理解話語之背景的重要歷史事實而存在的。
　　“十五年戰(zhàn)爭”是起因于日本帝國對世界史與世界秩序進行帝國主義式重新組合、重新建構的要求。——在當時，這樣理解的日本人絕不在少數。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等人士應當也曾是這樣理解的。但是，努力在強化極權主義國家體制的同時展開“總體戰(zhàn)”的日本，對知識人提出了為帝國重新確定世界史位置的要求。對于該要求，他們這些知識人用“東亞新秩序”構想、“東亞協同體”論、“世界史的哲學”等進行了回應。我將那些言論作為太平洋戰(zhàn)爭開始時他們曾經展開的那種“現代的超克”論進行總括。在當時，這些言論是要在地緣政治學式的“東”與“西”的對抗性框架之中尋求克服“現代”的原理。那“現代”意味著歐洲式現代。所謂“現代”，即由資本主義、物質主義文明的特質與個人主義、利益社會的特質所構成的“歐美式之物”的歷史符號。那個“現代”，被看作必須和歐美的一元化世界統(tǒng)治欲求一起被“亞洲的現代”克服的世界史之前的時代。
　　但是，發(fā)生在中國的戰(zhàn)爭這一事實，持續(xù)地用懷疑的暗云覆蓋日本知識人的心靈，不停地使他們的“東亞新秩序”論述成為虛偽的話語。唯其如此，對英美開戰(zhàn)時包括知識人在內的許多日本人才發(fā)出了歡呼聲。他們第一次找到了在中國持續(xù)進行無理由戰(zhàn)爭的正當理由，即“現代的超克”第一次成為日本發(fā)動的這場戰(zhàn)爭的歷史性、哲學性理由。
　　不過，這種轉換一方面導致了將“十五年戰(zhàn)爭”作為“兩場戰(zhàn)爭”來認識的看法——即對中國的無法正當化的戰(zhàn)爭與對英美的能夠正當化的戰(zhàn)爭這種看法——的出現，另一方面又將“現代的超克”這一課題封閉在“東”與“西”這種地緣政治學性質的、“對抗性”的框架之中。這些是應當稱作“‘現代的超克’論的戰(zhàn)后”的問題，亦即我在本書中通過對竹內好與溝口雄三的評說所討論的問題。溝口一方面從中國歷史中讀出了“獨自的現代”，一方面展開了對“社會主義”中國所進行的“現代的超克”的闡述。不過，他不知道，通過“東”與“西”這種地緣政治學式的“對抗性”框架所進行的超克，正是基于20世紀前期的圖式所展開的“現代的超克”論。現在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應當是：全球化資本主義這種現代世界體制的本質性轉換怎樣才是可能的？
　　我在本書中所進行的，也并非對“現代的超克”論的現代式重讀。毋寧說，撰寫本書是為了從置身“十五年戰(zhàn)爭”中的日本知識人的苦悶之中發(fā)現與中國建立本質性聯合的可能性。在世界危機持續(xù)存在的今天，應當追求的就是中日兩國間的本質性聯合。這本書的中文版在日中戰(zhàn)爭結束七十周年的這一年進入翻譯出版流程，其意義大概正在于此。
　　我要對將本書翻譯為中文的董炳月先生表達衷心的感謝之情。這本書包含著文學性修辭，絕對不易閱讀，將其翻譯為中文的，只能是曾經翻譯過拙著《國家與祭祀》的董炳月先生。能夠幸運地與董先生相遇，我感謝上帝！
　　同時，我也衷心感謝推動本書翻譯出版的林少陽先生和三聯書店的編輯葉彤先生！
　　子安宣邦
　　2015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