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執(zhí)子之手，與子同行

羅懷臻

上海戲劇學院是改變我人生的地方。1983年，我作為進修生第一次走進上海戲劇學院。那次的進修雖然只有一年時間，但是那時候的進修班跟今天很不一樣，招收的學生名額需要教育部和文化部給予指標，費用主要由國家負擔，個人和所在單位只是象征性地繳一點學費。那時候，社會上還積壓著“文革”十年耽誤的一代人，他們中間并非每個人都有重新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其中大部分人已經走上了工作崗位，但是他們卻還揣著大學的夢想，不甘心就此度過平淡的一生。記得1983年全國報考上海戲劇學院那個“戲曲創(chuàng)作進修班”的學員有上百名之多，經過兩天的筆試、面試，最后錄取了正式生24人，旁聽生7人，我就是那個第24名被錄取的正式生。在這些報考的學員中間，有些已是成名的劇作家，如京劇《徐九經升官記》的第一編劇郭大宇；有些則是受過本科教育的大學畢業(yè)生，如后來重返上海戲劇學院的方方教授；有些已擔任著戲劇院團或藝術研究機構的負責人，如時任湖南省藝術研究所副所長的俞康生。在這樣的一群考生中，我被錄取了，當然感到很驚喜。

后來得知，就我的考試成績是很難進入前24名的。所以能以第24名的身份被正式錄取，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雖然我其他各門考試成績平平，但現(xiàn)場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得了高分，閱卷老師對我寫的那篇小說非常滿意，覺得充滿了動作感，看似小說卻充滿戲劇性，認為這個考生很有創(chuàng)作戲劇的天分；另一個原因，是我來考試的時候，身上揣著一封信。當時我的身份是江蘇省淮陰地區(qū)清江市（即今天的淮安市）淮劇團演員。那時節(jié)，我在劇團里偶爾幫演員加寫幾段唱詞，也寫過一兩個劇本習作，雖然沒能上演，但已經對戲劇創(chuàng)作產生了興趣。劇團里有位導演，是原上海國立劇專的學生，名叫梁小鴛，與上海戲劇學院的陳多老師、陳耘老師都是同學，而且這位當年的上戲校友，還是家住靜安寺附近的上海人，他是因為被打成了“右派”而發(fā)配到蘇北流落在那個地方戲劇團的。梁小鴛知道我報考了上戲，行前給他的老同學，當時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的系主任陳多寫了一封推薦信，他讓我到了上海親手交給陳多老師，我想梁小鴛的這封信是起了作用的。后來陳多老師果然跟我說起，他的那位流落在蘇北的同學本名梁怨，胸懷大志，口無遮攔，遇事有反向思維，尤其對布萊希特的戲劇思想有精到的研究。可惜懷才不遇，謫貶民間，就其才華，應該與當時正叱咤風云的胡偉民一樣成為全國級的戲劇大導演。陳多老師對我的“破格”錄取，也是對老同學的“安慰”。

進入上海戲劇學院學習之后，我能處處感受到陳多老師對我的特別關懷。首先在確定劇本創(chuàng)作指導老師時，陳多老師把我推薦給了同是蘇北籍人的校外特聘教授陳西汀先生。西汀先生是舉國聞名的戲曲作家，曾經是華東戲曲研究院和上海京劇院的大牌編劇，他老人家曾經給周信芳先生編寫過《紅色風暴》《澶淵之盟》、給蓋叫天先生編寫過《七俠五義》、給童芷苓女士編寫過《紅樓二尤》《王熙鳳大鬧寧國府》等著名劇作，可謂高山仰止，如雷貫耳。西汀先生收下我這個“關門弟子”后，也像陳多老師一樣，待我親如父子，視同己出。一面是陳多老師引導我思考理論，一面是西汀先生指導我練習創(chuàng)作，我在兩位恩師的精心栽培下，度過了在上海戲劇學院、在上海的一年時光。這一年里，陳多、陳西汀兩位前輩對我在戲劇理論、戲劇創(chuàng)作包括在治學態(tài)度、精神涵養(yǎng)方面的熏陶，使我受益終身，有生難忘。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兩位恩師留給我的最珍貴的人格遺產。

1986年，在兩位陳老師的力薦之下，我從蘇北小城淮陰調動到大上海的大劇院，成為一名專業(yè)編劇。30年過后的2016年，我迎來了生命的一個甲子。記得在我生日的那天，我把在上海工作平時走動較多的十幾個學生聚集到一起，做了一件我認為極其重要的事情——去往墓園，認祖歸宗，祭拜已經過世了的兩位陳姓先師。我想讓我的學生們在為自己老師慶生的這一天，知悉過去，懂得感恩，明白自己的來路與師承。

上海戲劇學院是改變我人生的地方，也是我人生的中轉站和起跑點。從邁進上戲大門的那一天起，直到此后的若干年，老師們在世時，我會不斷到學校請教；老師們過世后，我接過他們的教鞭，也成為一名上戲教師。每當有人問起“你為什么對年輕人那么熱心”，“為什么對年輕同行那般扶持”的時候，我都會在心底默念兩位陳老師，我清楚人生沒有無緣無故的感情，也沒有無緣無故的責任，正是兩位陳老師和許多校內校外的前輩師長們對我的關愛與保護，方才成就了今日之我，方才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與學生們與相識或不相識的年輕朋友們的相處方式。與兩位陳老師相比，我所做的遠不能及。

2005年，在我的朋友、也是多年的合作者，當年進修班時就已相識的舞美系同學韓生主持上海戲劇學院領導工作的時期，我被聘請回上海戲劇學院擔任兼職教授，并成立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羅懷臻戲曲創(chuàng)作工作室”。自此，我又重返校園，得以將我多年創(chuàng)作實踐的經驗和對當代戲劇理論的思考反芻給曾經哺育我、栽培我、造就我的母校，讓我有機會以當年老師們對我的那種心情去感染更多的如我當年一般年歲的現(xiàn)在的年輕人。我沒讀過正規(guī)的大學，甚至沒上過高中，我所獲得大專學歷的“電大”，也是一座彼此不照面的虛擬大學，我唯一精神認同的母校就只有上海戲劇學院。我常說，在大學讀十年書和讀一年書本質上是一樣的，學生與學校之間感情的深淺，不在于在學校待了多長時間，而在于在校期間是否真切地熏染了學校的精神。我所熏染到的上戲精神，是一種溫暖的、無言的、具有人情味的，同時又是高尚的、甘為年輕人當鋪路石子以及在任何情勢下都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堅持創(chuàng)造、追求卓越的校訓校風。這種人文情懷和卓越精神也是上海戲劇學院的立校之本，只要這個根本在，這個學校就會有生命，就會有前途；當這個根本動搖了，改變了，這個學校也就流于平庸，甚至不再是這個學校，而名存實亡了。

這兩年，我陸續(xù)出版了三套文集，一套是我的劇作集，一套是我的演講集，一套是以我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集。身邊的朋友建議我再出版一套教學集，即把我這些年指導學生創(chuàng)作的劇本選擇一部分出版，作為我教學實踐的結晶和創(chuàng)作觀念的延伸。我在上戲擔任兼職教授的十多年里，曾經指導的學生數(shù)以百計，從中挑選出較有代表性的劇本40部，其中6部為小型劇本，在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副教授兼任我的工作室助理朱錦華老師的幫助下編輯為3卷本，每卷三四十萬字，總計120多萬字。3卷教學集收錄的劇作，分屬于三類學生。

一類是研究生。迄今為止，我在上戲指導的戲劇創(chuàng)作專業(yè)方向的研究生近20名。這些研究生又分為兩種：一種是有著社會實踐經歷又回到學校深造的，如龔孝雄、馮剛、蔣演、陳力宇、周倩、高源、薛曉、王曉菁、馬凌姍等，他們有的在尚未讀研之前就已經與我相識，有的是因為報考了上戲而成為了師生。擁有實踐經歷的學生，經過在上戲的學習重新確立了創(chuàng)作高度，重新找回了非功利性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對于他們各自在實踐中的創(chuàng)作瓶頸實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突破。重返實踐之后，有些已經成為同時代編劇隊伍中的佼佼者，有些則已在年輕的同輩人中顯示出了強勁的創(chuàng)作實力。另一種是由本科直接升學讀研的，如魏睿、劉煜、齊名、盧乙瑩、徐雯怡、王瑩、魏菡、程琛、張峻棋、周心怡等，這些學生有些還在讀，他們或是戲劇專業(yè)畢業(yè)的，或是其他專業(yè)畢業(yè)但對戲劇影視創(chuàng)作感興趣轉而考入上戲讀研的，這些學生往往較少既定“套路”，在練習劇本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很愿意顯示出各自獨特的個性和對戲劇的獨到見解，作品也常常能表現(xiàn)出不同于職業(yè)編劇常態(tài)化的寫作思維。在這些研究生中，有個別的，像王曉菁，她的父親王信厚曾是我1983年在上戲進修班的同學，當年同窗好友的女兒今天作為新一代接班人又成了我的學生�？偟膩碚f，這類讀研的學生無論在校時還是離校后，我們的關系都比較密切，我們彼此間的關注也比較長久。這些研究生們畢業(yè)后大都在國有專業(yè)戲劇院團從事劇本創(chuàng)作，有些進了非國有的文化公司，也有個別的轉行自己創(chuàng)辦了文化企業(yè)。無論是否還從事著編劇專業(yè)，劇本寫作作為一種創(chuàng)造思維和創(chuàng)新能力，都會如影隨形般地伴隨著他們，也惠澤著他們。

一類是研修生。2010年，我當選為第七屆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副主席。作為一名兼職副主席，我不禁思考我能為全國戲劇做點什么。思考下來，我想到當年我經過在上海戲劇學院的短暫進修，改變了觀念，接通了時代，然后調整了心態(tài)，重新起步，從一名劇本寫作的愛好者，成為一名帶著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劇作家，這短暫的進修對我的改變是巨大的。那么，我能不能像當年上海戲劇學院的老師們一樣，也推動舉辦這樣的進修班呢？我把這個想法向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和上海戲劇學院的領導們表達，得到了他們的積極響應。為了支持我的想法實施，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和上海戲劇學院聯(lián)合在滬成立了全國戲劇創(chuàng)作高端人才研修中心，委任我為中心主任，探索這種非學歷實踐型公益性高端青年戲劇創(chuàng)作人才的培養(yǎng)計劃。這個計劃也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上海文化發(fā)展基金會的支持。以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和上海戲劇學院等辦學單位的名義，上海文化發(fā)展基金會給予一定的經費支持，這個特別的研修班便開辦了起來。2011年編劇班，2012年導演班，2013年戲曲音樂班，2014年評論班，2015年舞美班，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和上海戲劇學院足足用了五年時間，向全國戲劇界推送了近300名戲劇創(chuàng)作與評論的青年精英人才。

“重返校園，重溫理想，感悟時代，更新觀念”，研修班學員由各個地方劇協(xié)推薦，經中國劇協(xié)遴選，通過在上海戲劇學院的集中研修，重新獲得了一次新的起點，迅速并有效地扭轉了辦班之初全國戲劇界創(chuàng)作與評論人才嚴重斷層的被動局面，且就此形成了一種可復制的新型辦學模式，很快在全國蔚然成風。在這一系列的研修班中，最先辦的是編劇班，我是編劇班的班主任。編劇班招收了30名正式生，30名旁聽生，結業(yè)典禮上，中國劇協(xié)將30名正式生學員的劇本提前向全國專業(yè)劇團推薦，結果30個劇本來了39家院團簽約。我現(xiàn)在要說的是，本次收錄于教學集中的12部研修生的劇本，主要遴選的標準是我對這些作品指導創(chuàng)作與推動完成的參與程度。這個班的學員，可謂云集了一代人的精華，我不是這個班唯一的指導老師，有些劇本在參加研修班之前已經成熟定稿，有些劇本的指導老師是其他劇作家，因此代表這個班水平的劇本不一定都被選編進來。但我特別要強調的是，但凡參加這個研修班的青年劇作家，來與不來是不一樣的，來之前與來之后也是不一樣的，編劇研修班真的仿佛是一臺轉換器，一座加油站，一個轉折點，經過短暫的集結洗禮，形成了于21世紀新時代中國劇作家群體魔幻般崛起的“黃金一代”。今天，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劇作家的代際轉換正是以這個研修班的成員為主要識別標志的。河南的陳涌泉，江蘇的羅周，云南的楊軍，北京的馮靜，遼寧的李銘，浙江的蔣勝男，廣西的胡紅一，河北的陳建忠，山東的陳新瑜，重慶的王宏亮、陳國亮，湖北的唐淑珍，江西的馬永繼，甘肅的馬勇，陜西的宋文憲，以及上海的喻榮軍、龔孝雄、洪靖慧、蔣東敏、管燕草、趙瀲、夏天珩等，支撐起了一個區(qū)域一代人的劇作天空。在近幾屆曹禺戲劇文學獎的評選中，這個班每屆都有獲獎者，有時一屆竟有2—3部作品獲獎，這個班的好幾位學員也已成為曹禺戲劇文學獎的評委。

一類是進修生。這類學生就像37年前來到上戲進修的我一樣，有著職業(yè)戲劇人的身份。到上戲學習，不是為了學歷，也不是為了工作，就是單純地希望提升自己的創(chuàng)作能力。坦率地說，這類學生和我的感情最深，因為在他們身上，經常能看到我過去的身影。他們在校的一年也特別地珍惜光陰，而且一年以后他們身上發(fā)生的變化也與我當年一樣，有些變化也是轉折性的：有的創(chuàng)作出了本劇團甚至本劇種的代表作；有的從原來模糊的專業(yè)崗位身份，如文化館的，電視臺的，進入了專業(yè)劇團，走上了職業(yè)編劇崗位；有的多年來雖然勤奮但作品不溫不火，回去以后則有了質的提升，并在一個地方獨當一面。如曾經在寧波群藝館以寫小戲小品為專長的謝麗泓，回去后在省內外上演了多部大型作品，還一躍成為浙江省劇協(xié)的專職秘書長。如福建的王羚，本是演員出身，做過導演，做過團長，在上戲進修期間創(chuàng)作了閩劇《雙蝶扇》，成為曹禺戲劇文學獎的獲獎作者，這部作品也成為他，成為主演周虹，成為福建閩劇新時代的代表作。再如陳渙，來時還在福建東山島的一個電視差轉臺工作，為了來進修，不惜辭去公職，一年以后，由于刻苦用功，創(chuàng)作了兩三部劇本，先后被幾家省級劇團采用，隨后被海南省瓊劇院作為編劇人才引進，如今成長為一級編劇，不僅在海南省內獨當一面，劇本還被外省市頻頻相中，頻頻上演。還有一些學員，來之前沒有創(chuàng)作過大型劇本或創(chuàng)作過大型劇本但都沒有上演，進修期間完成了新的創(chuàng)作，回去之后這些劇本很快上演，有些更是在全國或省市獲獎，工作崗位和創(chuàng)作環(huán)境都有了明顯改善。如云南創(chuàng)作了彝劇《龍之戀》的李垠和創(chuàng)作了花燈戲《山里》的尹正龍，湖北創(chuàng)作了京劇《大唐樂工》的柳隱溪，湖南創(chuàng)作了戲曲《李斯》的周建清，廣西創(chuàng)作了彩調劇《空村》的李詩，上海創(chuàng)作了話劇《選擇性呼吸》的鄢輯吾等。

還有兩位很特殊的學員，一位是創(chuàng)作了昆劇《烏石記》《孟姜女送寒衣》的俞永杰，本是一位昆曲曲學研究的業(yè)余愛好者，從小拜訪名師，鉆研曲律，沒有體制內的工作身份，經過來上戲進修我們彼此結緣，我通過對他的了解，覺得他是否成為一名戲曲作家似乎并不緊要，緊要的是他所鉆研的那一門冷門絕學，即韻律學、曲律學，包括對昆劇曲牌的精深研究，乃是一位可遇不可求的特別人才。于是我把他推薦給了時任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館長的湯逸佩老師，經湯老師舉薦，永杰現(xiàn)在已是上海戲劇學院圖書館的在編研究人員。與此同時，他所創(chuàng)作的幾部昆劇劇本，先后被浙江、湖南等省份的昆劇團采用排演，人生局面和精神格局都為之豁然打開。還有一位上海出生的女孩羅倩，自中學起便愛好昆劇，她在北大讀書期間，正巧我創(chuàng)作的昆劇《一片桃花紅》由上海昆劇團應邀到北大校園演出，羅倩便是那位抱著幾十份演出海報在北大校園內外四處張貼的學生。后來我在上海文化發(fā)展基金會的一次劇本征集活動中看到了署名羅倩的昆劇劇本《蓮花結》，我在推薦和輔導這部作品的過程中認識了羅倩本人，其時她已是在德國攻讀博士的留學生，偶爾回來探親，她也和進修生們一道來聽我的劇本創(chuàng)作課，也和其他的進修生一樣完成創(chuàng)作作業(yè)，她的作業(yè)昆劇《紅樓別夢》曾經由上海昆劇團排演。

我在進修生身上花費的心血最多，這類學生跟我的感情也最親。我的研究生和那些個研修生，是學生，也是兩代人，而進修生們則像是我的朋友、同行、親戚，就如當年我和陳多、陳西汀老師一樣。所以，我以和來自全國的、密切相處一年的這些重感情、肯用功的進修生們相遇相識相處為幸事，我也十分珍惜著與他們的交往，維系著與他們的感情。從近百位進修生中選出11部大戲和3部小戲的劇本，也只能是窺一斑而見全豹了。

由三類中青年劇作家的30多部劇作所構成的三卷本教學集，從某個角度折射出當代戲劇創(chuàng)作的整體風貌，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這個時代的劇本創(chuàng)作水平。綜合地看，他們與任何一個時代的劇作家相比都不遜色，我們也可以從他們的劇作中看見屬于這個時代劇本創(chuàng)作的鮮明特征。掩卷沉思，我也深深感覺到，我究竟何德何能得以與這么多的年輕同行結緣相處，并且在與他們的交往互動中不斷感受著時代的氣息，不斷領悟著戲劇文學的當代精神。如果問我今天有什么愿望，那就是希望我不同名分的學生，或是指導過的青年作者，或是因為我的熱心把大家積聚起來同窗學習過的同行們，能夠擔負起當代戲劇文學復興的責任。戲劇文學“復興”的標準，是以元明清三朝戲曲文學的大時代為參照；輔之以20世紀上半葉曹禺、老舍、田漢、陳仁鑒等，下半葉魏明倫、陳亞先、郭啟宏、鄭懷興等當代優(yōu)秀劇作家代表作為參考，建立起來的屬于21世紀中國戲劇文學特征與高度的時代識別感。如果因為我的這點微薄之力與這顆寸草之心，多少能使這一代人的面貌更清晰一點，那么我就覺得十分擁有榮譽感和成就感了，所有過往的付出也都值得。

我還希望每一位劇作家在堅持自己獨立的創(chuàng)作個性之外，能夠自覺地肩負起一種行業(yè)的責任，就如陳多、陳西汀老師那樣對待我們以及我們對待更年輕的同行一樣，關心戲劇這個行業(yè)，關心劇本創(chuàng)作這個專業(yè)，關心比我們和你們創(chuàng)作處境更為艱難的同行者，把我們個人的能量輻射到整個行業(yè)中去。此外，我也希望借助這套教學集的出版，能夠引導更年輕一輩的劇作者們看清路標，辨識路向，進而更加堅守對于戲劇劇本創(chuàng)作的本心，以期有更加令人矚目的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