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精神的基礎與核心,對于中國的人文精神的考察,不僅包括對于歷史上由中國人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精神“是什么”的本質(zhì)把握,還內(nèi)在地蘊含對于中國文化精神“應當如何”的價值追尋和實踐規(guī)約。龐樸先生以“憂樂圓融”來概括中國的人文精神,是獨到而精當?shù)。他認為憂患意識是對于人自身仁心與善性的自覺與持守,樂感文化則主要是深嵌于中國人心中的集體無意識,是基于憂患意識之上道德信念,是中國人敬畏天地與道德所沉淀的達觀的精神純形式。憂樂的“圓融”為“一”,正是由作為真與美的“二”所凝結出的、有普遍和諧之美的“三”。明乎此,不惟能增進知識,更可砥礪品格與創(chuàng)發(fā)智慧。
后 記
兩年前的一個春天,我應邀到位于徐匯區(qū)永福路123號的上海教育出版社訪問。永福路是一條橫在淮海中路與復興西路之間的小馬路,鬧中取靜,一副真正的老上海腔調(diào)。走在這條馬路上,每個大門每座洋房,似乎都可以向你敘說一個很有些年頭的動人的故事。上海教育出版社臨街有書店,店后有院,院中有樓,充滿著書卷氣。 清茶香飄間,談起他們社近期的出版選題,說正著手做一套學術名家的選集,龐樸先生在列,咨我可否承擔編選。我因受龐樸先生之托,正在主編《龐樸全集》,相關資料已收集的差不多了,編一本選集,義不容辭,當即就答應下來。此后就有關選集的書名、內(nèi)容、編排、篇幅等問題,都是與編輯儲德天討論決定的。儲德天是一個有相當學術眼光,且責任心極強的年輕編輯,為了編選這本書,她讀了不少龐樸先生的著作,令我吃驚和欽佩。書名《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 神》就是她的提議,我也認為極好。龐樸先生學術成就的面展較寬,不對先生學問有深入研究,斷不能有此見解,于是就拍板了。
《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神》是一篇龐樸先生研究和探尋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宏文,最初發(fā)表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學術思想性綜合刊物《二十一世紀》 1991年8月號、總第6期上。 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在試圖尋找一個簡明的概念,來概括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文化。曾有學者提出,中國文化的深層特質(zhì)在于“憂患意識”;也有學者提出完全相反的觀點,認為中國文化是“樂感文化”。 “憂樂圓融”一詞,是龐樸先生的創(chuàng)造,是他從哲學的意義上對中國人文精神的歸納總結。所謂“憂”,即憂患意識;所謂“樂”,龐樸先生指 達觀的生命態(tài)度;所謂“圓”,指包容天下的智慧;所謂“融”,即融會貫通的認知。龐樸先生認為,憂樂這兩種精神,有時分別統(tǒng)領了兩個不同時代的文化風貌,如西漢的雄渾與魏晉的清遠;有時又分別代表著不同人士的神韻情采,如杜甫的沉郁與李白的飄逸。甚至同一個人如陶淵明,在一個時期里會意氣風發(fā),受“憂”的精神鼓舞,“猛志固常在”;而到另一個時期里又超然物外,本“樂”的精神為懷,“悠然見南山”。以上種種憂樂雜陳的狀況,不能歸結為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不具完整的性格,相反它們恰好表明了中國文化同時兼?zhèn)溥@兩種精神。在這方面說得最為深入淺出的,首先要推孔子所言“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第一句“發(fā)憤忘食”是憂;第二句“樂以忘憂”是樂;第三句從忘食忘憂而到達忘我的程度,便又無憂無樂可言,世界同一而無特定情感了。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憂樂圓融”把道德作為人生的最高價值取向,常懷“天下之憂”而追求“天下之樂”,這兩種精神的理想地結合,便構成了中國人的理想人格。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個人文精神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變異,呈現(xiàn)出不同的時代精神。但在近代以前,變化是不大的。時至今日,它正迎接著新的挑戰(zhàn)。這個人文精神作為文化傳統(tǒng),鑄就了我們民族的基本性格;并終于匯成了源遠流長、雄峙東方的憂樂圓融的中國人文精神。
這本選集,選取了龐樸先生19篇論文,大都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所著。以內(nèi)容約略分為三輯,第一輯為三生萬物:中國文化的密碼,這組文章從不同的方面闡述了龐樸先生一分為三的哲學觀點。 在一分為二、非此即彼哲學觀一統(tǒng)天下的時代,提出一分為三,表 出來的不僅僅是龐樸先生的哲學創(chuàng)見,更是過人的學術勇氣,做人的膽識和風骨。其中的《“中庸”平議》一篇,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思想解放的開篇之作,對新時期思想文化春天的到來,起到了引領性的作用。
第二輯為天人合一:中國人的生命智慧。這組文章揭示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隱藏著的一些奧秘,突出表現(xiàn)了龐樸先生學術研究的不同尋常!痘饸v勾沉——一個遺失已久的古歷之發(fā)現(xiàn)》是天文學與歷史學的交叉研究,龐樸先生將埋沒于歷史塵埃之中的上古火歷重新發(fā)掘出來,在學術界可謂石破天驚;《思孟五行考》利用出土文獻,證實了早已失傳的思孟五行為“仁義禮智圣”之說;《初讀郭店楚簡》極為有遠見的指出,出土文獻“不僅要改寫經(jīng)學史和儒家學說史,而且要動搖中國學術思想的不少有關定論”。龐樸先生對“文化大革命”及其后出土文獻的研究有著重大的歷史貢獻,他對當今國內(nèi)外都頗有影響的新學科簡帛學的開創(chuàng),有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
第三輯為繼往開來:中華文明的傳統(tǒng)。這組文章中的《傳統(tǒng)與 現(xiàn)代化》《文化是什么》《繼承“五四”超越“五四”》等篇,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和反思,對八十年代的文化熱,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那是一個學術界激情燃燒的歲月,龐樸先生為了中華文化的復興,殫精竭慮,振臂吶喊。他的這些文章,大多是當時在全國各地大學里的講演,對歷經(jīng)“文革”的那一代熱血青年和學子來說,龐樸先生的講演有著文化啟蒙的作用,激發(fā)了一代人振興中華的報國熱情。
2020年寒春,新冠疫情突襲神州大地,這是歷史對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又一次考驗。大災面前,中華民族舉國上下,同仇敵愾,眾志成城,該沖鋒的沖鋒向前,該居家的居家守望,以最短的時間、最小的代價,成功的遏制住災魔。因為疫情,我經(jīng)歷了一個難忘的且至今還在延續(xù)的超級大寒假。居家避疫,利用看校樣的機會,再次將《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神》認真拜讀,深切感受到龐樸先生用憂樂圓融來歸納中國的人文精神,真好,真是神來之筆。就我們 國家戰(zhàn)勝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而言,中華民族在大難面前所表現(xiàn)出來的勇氣,克服困難的智慧,面對險情的擔當,處亂不驚的從容,從每個個體,到整個民族,又一次證明了憂樂圓融是我們這個民族的魂, 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是我們這個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又引以為傲的資本。
是為記。
后學馮建國謹識
2020年5月8日于濟南山東大學新校
南院教工宿舍八號樓寓所
龐樸,中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哲學家、文化史學家。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副總編、《歷史研究》主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科學文化發(fā)展史》國際編委會中國代表、“國際簡帛研究中心”主任;山東大學終身教授、儒學中心主任、儒學高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領域主要為中國古代思想史、儒學、先秦諸子、陰陽五行、上古歷法、簡帛文獻等。率先發(fā)出“應該注重文化史”研究的呼聲,推動了新時代文化研究熱潮的興起。主要著作有:《公孫龍子研究》《稂莠集——中國文化與哲學論集》《儒家辯證法研究》《一分為三論》《東西均注釋》《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龐樸學術文化隨筆》《二十世紀儒學通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