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開拓·創(chuàng)新
——序《尤利西斯》中譯本
蕭　乾
一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我在英國伯明翰參觀過一次莎士比亞外國譯本的展覽。在東方國家的譯本中，最輝煌、最完整的是日本坪內逍遙的那套全集：劇本之外，還附有傳記、年譜、研究專集等，精裝燙金數十冊，真是洋洋大觀。緊挨著的就是中國：空蕩蕩的臺子上，擺了薄薄的一本《羅密歐與朱麗葉》，譯者田漢（說不定還是由日文轉譯的），中華書局出版。其實，我記得三十年代末期商務印書館也零零星星地出過幾個莎劇譯本，大概主辦者沒有找到�？傊�，那個孤零零的小冊子同日本的全集譯本并排擺在一起，就像是在一桌豐盛的筵席旁邊放了一碟小菜。還不如一本不放，真是丟人！而那是在珍珠港事變發(fā)生后，中國還是西方的“偉大盟邦”呢。我至今想起此事，仍記得當時何等狼狽。我趕緊從展覽會上溜出，一路在想：一個國家的國力不僅僅表現在大炮軍艦的數目上，也不光看它的國民產值多少。像世界公認的這樣經典名著的移譯情況，也標志著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和文化水平。
四年前八月間的一天，南京譯林出版社李景端社長來到我家。他說他們社出完普魯斯特的七卷本《追憶似水年華》之后，還想把愛爾蘭作家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也請人翻譯出版。他風聞我早期摸過這本書，又知道文潔若也是學英國文學的，就力促我們合力動手把它譯出來。
四十年代初，我確實曾鉆研過這本書。當時我才三十幾歲，都沒考慮去譯它。如今八十開外，去搬這么一座大山，那是太自不量力了！所以就一口回絕了，說我不想沒罪找枷扛。
然而這位立意想做一番事業(yè)的年輕出版家熱情敦促，執(zhí)意慫恿。當我告訴他出這么大而難懂的書是會賠錢的時候，他氣宇軒昂地說，只要是好書，我們不在乎賠錢。這在五十年代聽了，并不足奇。然而在“一切向錢看”的九十年代聽了，可使我一怔。他的話深深打動了我的心。
先被說活了心的是潔若。一九四七年她在清華讀外國語文學系時，就聽到過這本書的介紹，知道是二十世紀西方小說中的名著。一九二二年就出版了，至今中國還沒有個完整的譯本。她雄心勃勃地馬上就答應下來。潔若已開始翻譯之后，起初我只答應當個“校者”。然而動起手來就越陷越深，終于成為她的合譯者了。
我最早聽到喬伊斯這個名字，是在一九二九年。一九二八年我因參加學運被崇實（今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學）開除后，就遠走潮汕，教了半年書，鬧了一場初戀（因而后來寫了《夢之谷》），一九二九年混進不要文憑的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班。那一年，在楊振聲（今甫）先生開的“現代文學”課上，第一次聽到英國文學界出了個叛逆者喬伊斯。后來在美國教授包貴思開的“英國小說”課上，又一次聽到他的名字。當時還不知道喬伊斯是愛爾蘭人。
一九三〇年好友趙澄為我弄了一張“原籍潮陽”的假文憑，使我混進剛剛創(chuàng)辦的輔仁大學。這是一家天主教大學。教授大都是美國本篤會愛爾蘭裔神父，西語系主任雷德曼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當了兩年他的助手，我接觸到愛爾蘭文學了。也是在那兩年里，我才知道喬伊斯原來是個愛爾蘭人。但是雷德曼對他并無好感，常說喬伊斯不但給愛爾蘭抹黑，而且也詆毀了天主教。
我對叛逆者一向持有好感，何況我自己那時就正在寫揭露基督教會的小說。在我心目中，喬伊斯必是個有見地、有勇氣的作家。然而，當時我并沒能讀到他的書。所以一九八〇年當挪威漢學家伊利莎白·艾笛來信問我在寫《夢之谷》時，是不是受到意識流的影響，我感到很奇怪。在回信中我告訴她《夢之谷》寫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從上海寫到昆明），那時，我只聽說過喬伊斯的名字，可并沒讀過他的作品。當年，北京圖書館及燕京和輔仁的圖書館，都還借不到他的書。
一九三九年秋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書時，學院為了躲避納粹轟炸，大學整個都疏散到劍橋去了。在大學城里，最便當的是買書。當時我的薪金十分菲�。�年薪二百五十鎊，還要抽所得稅），可是我每月都要留出一筆購書費。我還想，自莎士比亞以來英國古典的文學著作，在國內不難找，所以我就集中買當代的文學書。勞倫斯、維吉尼亞·伍爾芙——自然我也買了喬伊斯早期的短篇集《都柏林人》和《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那時《尤利西斯》剛開禁不久，英國版才出了沒幾年。
它的單行本最早是一九二二年由巴黎莎士比亞書屋出版的。我買到的是奧德賽出版社（1935 年8 月版）出版的兩卷本。當時有關此書的索引及注釋本都還沒出，我花了好大力氣才勉強把它讀完。
一九四二年我辭去東方學院教職，正式去劍橋讀研究生了。我研究的課題是英國心理小說。導師瑞蘭博士對亨利·詹姆斯有所偏愛。所以我開頭讀的就是這位美國大師的作品。瑞蘭又一向是伍爾芙的寵兒。所以接下去讀的是《到燈塔去》和《戴洛維夫人》。喬伊斯當然躲不開，而且是重點。然而我個人更喜歡的還是福斯特。
這自然一部分是由于我同他個人之間的交往，然而這里也包含著我對他的小說觀的認可。可以說，福斯特同喬伊斯在小說藝術的觀點上是對立的。在《小說面面觀》里，他堅持小說必須有故事情節(jié)，這同喬伊斯的看法可以說是背道而馳。所以，在整個世界卷入戰(zhàn)火紛飛的年月里，我卻躲在劍橋王家學院一間十四世紀的書房里，研究起喬伊斯的這本意識流小說《尤利西斯》來了。當時一邊讀得十分吃力，一邊可又在想，不管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它總是20 世紀人類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一宗奇跡。同時，我心里也一直很明確，這不是中國作家要走的路。我們還太窮，太落后，搞不起象牙之塔。我們的小說需要更貼近社會，貼近人生�？赏瑫r又覺得在中國從事文學寫作或研究的人，應該知道西方有這么一本書，了解它的藝術意圖和寫法。
可是，正當我啃了半部喬伊斯的《芬尼根的守靈夜》時（那是1944 年6 月），聯軍從諾曼底登陸反攻了。我也就丟下學位和喬伊斯，重操舊業(yè)，當隨軍記者去了。
一九四五年年初，我去瑞士向歐洲告別時，曾專程前往蘇黎世郊區(qū)踏訪喬伊斯的墳墓。憑吊之余，我曾在《瑞士之行》中寫道：“這里躺著世界文學界一大叛徒。
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學識向極峰探險，也可以說是浪費了一份稟賦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樣，20 世紀恐難下斷語�！币痪潘牧�年至一九四八年在復旦課堂里，我曾重復過“死胡同”的話。但是一九八七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做關于現代主義的演講時，我說我在文學上是個保守派，但不是個頑固派。我認為就中國的國情而言，我們只能走文學為人生的現實主義道路。但我不贊成蒙上眼睛、堵上耳朵走路。對于西方在寫作方面新的探索，我們應注視，應了解，不可自我封閉。這次由于動手譯此書，我同我的一些“老友”重逢了。這就是四十年代我在英國購買的一些喬伊斯所著以及有關他的書。這批書跟我一道回到內戰(zhàn)前夕的上海，
然后又流徙到香港，最后于一九四九年被帶到新中國成立前的北京。誰料到當時知識分子要找個專放書的地方，根本是妄想。那批書先寄存在老友趙蘿蕤教授處，最后，通過老友嚴文井和何其芳轉到了剛剛成立的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這回我從那里借了其中的幾部。首先自然是一九三九年剛到劍橋就買的兩卷本的《尤利西斯》。
灰色封面上印著紫色的書名和作者名。正是由于我在一九四六年帶回的這批近一千冊現代派作家的書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換了主人，它們才逃過了如我其他藏書藏畫的劫難，四十多年來安然無恙睡在研究所的資料室里，居然封皮完好。也不知這期間可曾有學者借閱過。打開封皮，看到半個世紀之前我那拙劣的筆跡：
天書
弟子蕭乾虔讀
一九四〇年初夏，劍橋
（可以看出當時我對喬伊斯是多么頂禮膜拜！從“天書”二字也可知對我來說，它有多么深奧。）
下邊還有一段描述當時我的生活及環(huán)境的話——字跡已經淡得有些模糊了。寫的是：
聯軍因比（利時）王投降，被迫退出北戰(zhàn)場時，身為外國男性，每早六點前、晚八點后即不許出門（女性為十點半）。讀此書以消磨日子。
兩本書的邊頁上都滿是讀時做的筆記或注釋。
幾年前，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又從胡適的書信中找到一九四〇年六月三日我從劍橋給他寄去的一張明信片，其中有一段寫道：
此間（指東方學院）工作已談不到，心境尤不容易寫作。近與一愛爾蘭青年合讀James Joyce（喬伊斯）的Ulysses （《尤利西斯》）。這本小說如有人譯出，對我國創(chuàng)作技巧勢必大有影響，惜不是一件輕易的工作。（見《蕭乾書信集》第157 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
這封不知怎么會保存下來的信說明那時我就認為這本書應有中文譯本，而且會對創(chuàng)作界有所影響。同時，我也充分意識到它的難度。然而我并沒考慮過自己動手去譯它。
今天，同潔若譯起這本書來，我仍然相信它會對我國小說的創(chuàng)作界有所啟發(fā)。由于國情以及傳統(tǒng)的不同，我不認為我們應全盤接受這一技巧。任何技巧都只能由作家本人去匠心獨運。但我們需要擴大文學視野，絕不可自我封閉。
譯林出版社已請愛爾蘭文學研究者陳恕教授在編寫一本《〈尤利西斯〉導讀》，
這里，我就僅向讀者做一些關于本書的簡單介紹。
二
愛爾蘭和挪威都是歐洲邊緣上的小國，都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并且都堅持保存自己的文化，抗拒異族的同化。喬伊斯寫《尤利西斯》時，愛爾蘭還是英國的一個自治邦。
喬伊斯和易卜生都出身富有，后來家道中落；都是先篤信宗教，后來叛了教。有些人認為《尤利西斯》中有易卜生的影子。我在讀第十五章時，就常聯想起《培爾·金特》中的妖宮那一幕。
一九〇〇年喬伊斯還在讀書時，就在英國文學雜志《半月評論》上發(fā)表了一篇關于易卜生的《當我們死而復醒時》（1899）的評論：《易卜生的新戲劇》。那是喬伊斯的處女作。拿到稿酬后，他去拜訪了一下刊物的編者�？吹阶髡呔惯@么年輕（18 歲），主編大為吃驚。
易卜生當時有一位英國朋友威廉·阿切爾。此人是《易卜生全集》最早的英譯者。喬伊斯的文章發(fā)表之后，阿切爾曾在給易卜生的信中提過此事，可能還把那份《半月評論》也寄給了他。在回信中，易卜生表示他因不諳英文，不能一讀喬伊斯的文章。但他請阿切爾代他轉達一下謝意。
阿切爾照辦了。喬伊斯聽到這位大師對自己如此賞識，大為興奮，就立志學起挪文。轉年他先用英文擬了一封致易卜生的信稿，然后又自己譯成“蹩腳的”挪文：
聽到阿切爾先生轉告您的話，我自是十分感動。我很年輕，是個十分年輕的小伙子。倘若您設想一下您自己在大學畢業(yè)之前就聽到一位您所崇拜的先輩（像您在我心目中這樣）對您表示的厚意，您就會了解我對您的心境了。唯一遺憾的是我那篇文章寫得十分草率，我理應寫得更好些，才配得上您的稱許。相信文中必有不少糊涂處，我也不再為自己辯解了。我這樣一個毛孩子的胡亂評論，可能會使您生氣。但我相信您寧愿傾聽一個頭腦過熱的人瞎扯，也不愿聽那些神經麻木而彬彬有禮的人那模棱兩可的應酬話。
我還能說什么呢？我已經在大學里喊出您的名字。這里有些人對您毫無所聞，有的則陰陽怪氣。我提出您在戲劇史上應有的地位。我闡述了您的卓越——崇高的力量，也指出您的諷刺多么鋒利，以及您在技巧上的運用和您的作品多么完美和諧。
您會以為我這是英雄崇拜嗎？不然，在辯論會上，當我談到您的作品的時候，大家都洗耳靜聽，沒人叫囂搗亂。
人們總是把自己最珍貴的保留起來。我并沒告訴他們何以您的劇作使我感到如此親切，也并沒提您一生的戰(zhàn)斗和勝利怎樣感染了我，沒提到您在探索人生奧秘上所表現出的堅強毅力，您對公認的藝術教條規(guī)范的徹底蔑視，以及您決心走自己的路的英雄氣概。
作為新一代的人中曾受過您的教誨者，我在此向您致敬——不是謙卑地，因為您大名鼎鼎，而我則是個無名小卒；也不是懊喪地，因為您是位老人，而我還年輕；也不是冒昧或傷感地，而是歡歡喜喜地。我懷著希望和愛慕之情向您致候。
詹姆斯·喬伊斯
1901 年3 月
喬伊斯認為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種青春的執(zhí)拗的美，像一股勁風向他吹來。他崇拜易卜生在藝術上追求真實，對人生則超然獨立。他欣賞易卜生縝密的邏輯，佩服他敢于從宗教的束縛中掙脫出來。
在易卜生的劇本中，喬伊斯最傾心的是《培爾·金特》。他弟弟斯坦尼斯勞斯在日記中寫道：“吉姆（注：喬伊斯的愛稱）告訴我，他想把《尤利西斯》（注：當時還只是一個短篇，想擴大為一部長篇）寫成一個都柏林的培爾�！睆恼麄�作品的脈絡看，確實是這樣。布盧姆也像培爾那樣，離家外出流浪，只是《尤利西斯》中的布盧姆只走了十八小時，而培爾則浪蕩了一生。最后，兩個人物又都回到妻子的身邊�！队壤�西斯》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斯蒂芬和培爾一樣，也充滿了幻想。兩人都在母親彌留之際，仍然拒絕皈依宗教。五幕詩劇《培爾·金特》中也有一些內心獨白。有時通過瑣事來抒發(fā)人生哲理，如培爾剝蔥那一幕以及對地球講的那番感慨萬分的話。讀《尤利西斯》第十五章，最使人想到易卜生的影子。酒醉之后與妓女廝混的斯蒂芬多么像妖宮中的培爾！山妖聽到教堂鐘聲和索爾薇格的歌聲，就一哄而散；斯蒂芬則被布盧姆救了出來。喬伊斯還曾于一九一八年寫過一部題名《流亡者》的劇本，描寫一對未婚男女帶著個六歲的娃娃從意大利返回都柏林。人雖已歸故土，精神上卻仍處于流亡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