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迅速轉入改革開放的時代。這是中國當代詩歌的轉折點，也是上海當代詩歌的轉折點。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上海一直是中國詩歌的重鎮(zhèn)，劉延陵、朱自清等在此創(chuàng)辦了中國詩歌界的《詩》刊物。郭沫若在此又卷起了《女神》的浪漫詩風，隨后又有以徐志摩為首的新月派和以戴望舒為首的現代派。１９３０年左聯(lián)成立之后，又有以蔣光慈和殷夫為代表的太陽社詩人，以王獨清、穆木天、馮乃超為代表的創(chuàng)造社后期三詩人。兩年以后，以蒲風、楊騷為代表的中國詩歌會又在上海成立。這些代表詩人和詩歌團體，都曾引領潮流，在全國產生過重大影響。

抗戰(zhàn)爆發(fā)，全民抗戰(zhàn)。中國的詩歌走向了民族救亡和現實主義的廣闊道路�？箲�(zhàn)勝利，內戰(zhàn)繼起，上海又出現了以辛笛為代表的九葉詩派，穆旦、鄭敏、陳敬容、袁可嘉、杜運燮等名重一時，同時又出現了以袁水拍、臧克家為代表的政治諷刺詩，也都在全國產生一定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上海與全國一樣，寫詩環(huán)境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詩基本上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在此情況下，辛笛、任鈞等老詩人已很少寫詩，活躍于上海詩壇的基本上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涌現出來的一批新詩人，如石方禹、蘆芒、冰夫、寧宇、宮璽、羅洛、于之、黎煥頤、謝其規(guī)、吳鈞陶、肖崗等。與此同時，上海也涌現了一批工人詩人，如毛炳甫、居有松、仇學寶、谷亨利、陳宴、李根寶等。不久，聞捷、白樺等詩人從各地調至上海，增加了上海的詩歌力量。但與民國年間上海在全國的詩歌地位和影響來說，卻相去甚遠，不可同日而語。

改革開放的春風喚醒了上海的詩壇。在解放思想的鼓點聲中，上海的詩人也沖破了原有的思想禁錮，邁開步伐，放開喉嚨縱情抒懷，有對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深刻反思，也有對人性的熱烈感召和強烈呼喚，有對新時代的美好憧憬，也有對前進道路上的新的思考和探索。其中白樺無疑是最杰出的代表，他在詩中大膽提出的一系列的反思和批判，是最有力量的，而且與北京的北島、福建的舒婷等人幾乎是同步的。他所寫的《春潮在望》《陽光，誰也不能壟斷》等詩，可以說是上海詩人中吹響解放思想的最為嘹亮的號角，振聾發(fā)聵、振奮人心。與此同時，錢玉林、張燁、許德民等詩人也帶著他們的困惑和惶恐，質疑世界，尋覓人性。他們幾乎是隨著崛起的詩群而共同崛起的。而辛笛、寧宇、宮璽、冰夫、黎煥頤、謝其規(guī)、吳鈞陶、肖崗、姜金城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飲譽詩壇的著名詩人，此時也煥發(fā)青春，重新歌唱。

至此，上海詩歌翻開了新的一頁，也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而本書就是對這一時期的上海詩歌所進行的研究。

在前幾年撰寫完成的《中國詩歌三十年》一書中，我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詩歌的論述，主要是從中國詩歌的區(qū)域性和群落性來加以考察的。而在此書的撰寫中，我根據改革開放以來上海詩歌發(fā)展的一些狀況和特點，決定換取一個角度，主要從這一時期上海詩歌發(fā)展的幾個主要階段來加以研究。也就是以時間性為主，突出階段性的主線，設計基本框架，把各個不同時段出現的一些風格流派、代表詩人、社團活動和詩人群落等，串掛在這一主線上，有機結合，各有側重，時而交叉，各成風景。

根據我個人的考察，改革開放以來的上海詩歌創(chuàng)作和發(fā)展，大致可分三個階段，即：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９年，為第一階段；

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０年，為第二階段；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８年，為第三階段。

這三個階段的詩歌現象和特性是各不相同的。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９年，上海詩歌的覺醒和活躍階段。

在文化大革命的荒唐歲月里，上海與全國一樣，多為類似于標語口號般的革命詩或政治宣傳詩，一些真正的詩和詩情則被壓抑著、沉默著。而當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中華大地的時候，上海也開始解凍，許多老詩人重新放開歌喉，詠懷抒情，其中辛笛、白樺、蘆芒、寧宇、黎煥頤等人的聲音，尤為高亢動人。一些從文化大革命風雨中走出的青年，隨著崛起的詩群而登上詩壇，也顯得異常活躍，其中趙麗宏、張燁、許德民等詩人，都是改革開放之初走上詩壇，引起全國詩歌界的關注的。

與此同時，上海的高校和民間詩社也相當活躍。在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等校園，大學生們都成立了自己的詩社。而在社會上，則有《海上》《大陸》《撒嬌》《喂》《傾向》等一些民間詩刊的涌現。而在這些民刊的背后，幾乎都有一批青年詩人組成的民間詩歌團體。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中期，上海的詩歌力量和民間詩社，已引起了全國的關注，一度曾引領潮流。直至１９８９年六四以后，才走向低落沉寂。

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０年，上海詩歌的沉默與消沉階段。

從１９９０年開始，上海的詩歌與全國一樣，從熱鬧而轉入冷清。盡管這一時段上海也有過一些全國性的大型詩歌活動，如李疑的《詩時代》和鐵舞的城市詩人社，有時也舉辦一些詩歌比賽或詩歌研討，但民間詩社、詩刊大多不再活躍，有的甚至銷聲匿跡，難覓蹤影。更糟糕的是，許多上海詩人不再關注社會，關心民眾，遁入個人生活的小圈子。以詩自娛自樂，或寫閑情逸致，或寫一些誰也看不懂的詩，一時或為時髦。用當時詩圈最為流行的一句話來說，就是：詩是寫給自己看的，與別人無關。在這種詩歌觀念的影響下，詩歌墮入了表現自我的狹隘圈子。在改革開放之初，不少詩人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為民請命而走上詩壇的，他們讓詩歌鋒芒不僅指向自身，反思自己，而且常常指向社會，反思社會，對社會的不良現象和弊端會加以批判。而現在則完全相反，他們的詩歌只表現自我，沉湎于個人，寫詩只是自己的事，與社會無關；詩只要自己能懂就行，別人是否能懂并不重要。有的甚至陷入了極端自我和極端個人主義的泥潭。詩歌已失去了改革開放之初的轟動效應，詩人大多也都僅作為個體而存在。他們所寫的詩愈顯晦澀，甚至連他們自己都互相看不懂。上海的詩歌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走進了誤區(qū)。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１８年，上海詩歌的多元化階段。

新的世紀帶來了新的氣象。當２１世紀的第一縷曙光灑在了上海這座東方都市的屋檐和江面時，立刻給上海的詩歌帶來了新的希望。

經過了整整十年的痛苦掙扎、沉默和醞釀之后，上海詩人終于在新世紀來臨的那一刻，做出了新的選擇。那就是讓詩從表現自我的狹隘圈子里掙脫出來，重新走向社會，走向民眾；讓人在表現自我的同時，也表現社會，表現民生，表現時代的各種風貌和各種情緒。與此同時，許多新的民間詩社和民刊，如海上詩社的《海上》詩刊、虹口詩社的《海上風》詩刊、東宮的《上海詩人報》、顧村的《詩鄉(xiāng)報》、碧柯詩社的《新聲詩頁》詩刊，乃至《外灘》《活塞》《雅劍》《浦江詩薈》等民間詩刊，也都在新世紀的陽光中破土而出。上海的詩歌進入了多元化、多流派的創(chuàng)作階段。近些年來，又在詩歌藝術的提升、新舊詩的交匯融合等方面進行了一些新的探討。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上海詩歌的發(fā)展歷程，亦即以上三個不同的階段，可以發(fā)現，上海詩歌的起落變化，幾個比較重大的轉折和走向，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詩歌發(fā)展歷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可以折射出近４０年來中國詩歌發(fā)展的基本風貌，即使視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詩歌發(fā)展的一個縮影，也不為過。

盡管如此，由于上海在中國地位的獨特性，本身也有自己的一些文化氛圍和社會環(huán)境，因此，改革開放以來的上海詩歌發(fā)展，還是顯示出了自身的一些特點。其中比較突出的有兩點：

第一，城市詩。

作家的創(chuàng)作與其生活的環(huán)境和氛圍關系甚大，并影響著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詩人也是如此。上海是一座國際化大都市，早在民國年間就有東方的巴黎之稱，為遠東第一大都市。改革開放以后，城市化建設和進程相當迅猛，至今仍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之一。對于上海的詩人來說，他們就生活在這座城市之中，天天面對這座城市，即使主觀上想完全回避或擺脫城市的影響，實際上也很難辦到。天長日久，不少詩人在城市環(huán)境氛圍的影響下，不得不感受城市，描寫城市，融入城市。甚至有不少詩社詩刊的名稱，都與城市有關，如城市詩人社新城市詩社浦江詩會《外灘》等，其中涌現出了不少城市詩，也出現了一些描寫城市的代表詩人，除老一輩的詩人辛笛、公劉、宮璽、謝其規(guī)、姜金城等在詩中有著描寫以外，從風雨中走出的一批詩人的筆下，似乎有著更多的描寫，如張燁、趙麗宏、宋琳、徐芳、李天靖、桂興華、韋泱、蕪弦、古岡、曲銘、楊明、繆克構、程林、汗漫、陳佩君、張健桐等人的詩中，都有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劉希濤、錢國梁、朱珊珊、季渺海、路鴻、朱金晨、鐵舞、谷亨利、陳柏森等詩人，都曾參與過這座城市的建設，他們不僅寫出了曾在這座城市里的勞動生活和青春歲月，而且也寫出了這座城市的側影和內層，以及他們悲欣交集的復雜心情。盡管法國的波特萊爾、阿波里奈爾，比利時的凡爾哈倫，美國的龐德、桑德堡等著名詩人，都曾對城市有過出色的描寫，在城市詩的發(fā)展過程中做出過重要貢獻，但上海詩人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描寫和反映，卻有著其特有的影響與色彩，有其不可取代的地方，這也是上海詩人對城市詩的一種特有貢獻。

第二，包容性。

改革開放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人口禁錮的格局重被打破，人口流動量增多，大量人口涌入上海。上海本來就是一座移民城市，高校林立，百業(yè)待興，急需大量的各界人才，此時立刻以博大的胸懷吸納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才資源。從政府官員到外企高管，從科學技術到文化藝術，從工礦企業(yè)到服務行業(yè)，從大學生到打工族，各行各業(yè)，應有盡有。在這批新上海人中，也不乏詩人和熱衷寫詩的人。

于是，共同的生活與共同的愛好，使他們很快融入上海的詩人隊伍中，并成為上海詩人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如嚴力、汗漫、程林、徐俊國、韓高琦、冬青、孫思、小魚兒、曉霧、谷風、林溪、語傘、秦華、胡桑等，在詩中都有很好的表現。為此，楊斌華和陳忠村還特意主編了一本《新海派詩選》，內收陳倉、聶廣友、許云龍、肖水、茱萸等十位已融入上海詩壇的中青年詩人的詩作，證明這些人都已成為上海詩壇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種詩歌的融入性現象，中國大陸似乎只有北京、廣州、深圳等少數城市才更具代表性，上海無疑是其中之一。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白話新詩逐漸發(fā)展壯大，至２０世紀中葉，基本上成為中國詩歌的主流，其霸主地位已成定論，不可搖撼。故此書論述改革開放以來的上海詩歌，仍以白話新詩為主。然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舊體詩詞也出現了復興的現象，形成了一個創(chuàng)作高峰，上海也不例外，出現了許多名家名作，與新詩創(chuàng)作并行不悖。此書把其也作為改革開放以后出現的詩歌現象之一，納入了研究視野，加以簡要論述，其中包括了蘇步青、王蘧常、朱東潤、蘇淵雷諸名家。凡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已去世者，如劉大杰、周瘦鵑、龍榆生諸名家，則只好忍痛割愛，暫付闕如，以俟來日。

中國文學源遠流長，文體眾多，卻無散文詩。此體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從國外引入中國的舶來品。即使在西方，也只不過１００多年的歷史。其中以波特萊爾、屠格涅夫、惠特曼、泰戈爾、紀伯倫諸家的散文詩最為有名。自魯迅《野草》誕生以來，在中國也有一些熱心于此文體者，出現過一些散文詩作家，如石評梅、郭風等。其實像陸蠡、麗尼、繆崇群等人的一些散文作品中，也頗有散文詩的氣息，有的甚至完全是散文詩寫作模式了。改革開放以后，在散文詩的復蘇過程中，上海也出現了一些散文詩作者，雖然相對于新詩來說，散文詩仍是一個難以產生廣泛影響的小品種，但上海畢竟也有著肖崗、趙麗宏、張燁、桂興華、秦華、古銅、王迎高、語傘、包建國等一批散文詩作家，故此書也加關注，作有簡要論述。

另需說明的是，改革開放以來，上海有不少詩人如辛笛、白樺、寧宇、宮璽、趙麗宏、張燁等，他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早在１９７６年之前就已開始，而且在改革開放４０年的各個時段都在寫作，都產生了影響。他們甚至可以稱之為跨世紀的詩人。即使更年輕一點的詩人如許德民、傅亮、陳東東等，也幾乎貫穿了改革開放的各個時段。為了便于和兼顧到一些新生代詩人的論述，所以本書在撰寫過程中，把上海的一些代表詩人，都分別歸屬于一定的歷史時段加以論述，一般情況下不再重復論述。除辛笛等個別情況例外。其實，有些新生代的詩人也一直在詩園里辛勤耕耘，有著跨時段、跨世紀的現象，這里還側重其嶄露頭角或產生影響的那一時段加以論述，不再重復。

此外，對于一些有影響、跨時段的民間詩社和校園詩社，也采取同樣的敘述辦法。

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的詩歌確實取得了十分可喜、甚為可觀的成就，僅出版的各類個人詩集，就已大大超過了新中國成立之初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總和。詩人的寫作環(huán)境，雖然尚有待進一步的調整與改善，但較之新中國成立前的３０年，已寬松了許多，所以民間詩社和民間詩刊也比較活躍，自生自滅，此消彼長，從未間斷。此外，詩歌的對外交流也日益頻繁。辛笛、白樺、羅洛、謝其規(guī)、冰夫、寧宇等老詩人都曾走出國門，與外交流，張燁、趙麗宏、田永昌、郭在精、海岸、楊小濱等詩人后來也步其后塵，先后作為上海詩人的代表，出訪國外，參加世界詩人大會或其他各項國際詩歌交流活動，有的甚至還獲得了國外的詩歌大獎，為中國詩歌和上海詩歌獲得了榮譽，也擴大了上海詩人在海外的影響。與此同時，許多國外詩人也走進上海，與上海詩人共同交流，切磋詩藝，增進友誼。至于上海與北京、浙江、江蘇、港澳臺的詩歌交流活動，那就更多了。凡此，也大大推進了上海詩歌發(fā)展的步伐。

不過，上海近４０年來的詩歌發(fā)展盡管有成就，有影響，有特色，但與上海的經濟發(fā)展、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成就比起來，顯然還有很大差距，與北京、成都等一些大城市的詩歌力量比起來，似乎也有距離。能在海內外享有盛譽，并能為全國所認可、具有全國影響力的著名詩人，也嫌太少。在全國的詩歌地位也并不耀眼。在詩歌創(chuàng)造上的創(chuàng)造力和沖擊力，也有待大幅度的熔鑄、提升與爆發(fā)。凡此，也都有待于上海詩人的共同努力。

上海在前進。上海的詩人也在前進。我們希望上海的詩人在前進的道路上能為上海這座城市增添更多的詩意，寫出更多的好詩，使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們能感覺到詩意的存在，并能詩意地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