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杰　　繼承北朝系統(tǒng)而立國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個尚質的時期，王、楊、盧、駱都是文章家，四杰這徽號，如果不是專為評文而設的，至少它的主要意義是指他們的賦和四六文。談詩而稱四杰，雖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難免有削足適屨和掛一漏萬的毛病了�！　“赐ǔ５牧私�，詩中的四杰是唐詩開創(chuàng)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們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為都相當浪漫，遭遇尤其悲慘（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為行為浪漫，所以受盡了人間的唾罵，因為遭遇悲慘，所以也贏得了不少的同情。依這樣一個概括，簡明，也就是膚淺的了解，四杰這徽號是滿可以適用的，但這也就是它的適用性的最大限度。超過了這限度，假如我們還問到：這四人集團中每個單元的個別情形和相互關系，尤其他們在唐詩發(fā)展的路線網里，究竟代表著哪一條，或數條線，和這線在網的整個體系中所擔負的任務假如問到這些方面，四杰這徽號的功用與適合性，馬上就成問題了。因為詩中的四杰，并非一個單純的，統(tǒng)一的宗派，而是一個大宗中包孕著兩個小宗，而兩小宗之間，同點恐怕還不如異點多。因之，在討論問題時，四杰這名詞所能給我們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糾葛多。數字是個很方便的東西，也是個很麻煩的東西。既在某一觀點下湊成了一個數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觀點下隨便拆開它。不能拆開，又不能廢棄它，所以就麻煩了。四杰這徽號，我們不能，也不想廢棄，可是我承認我是抱著息事寧人的苦衷來接受它的。　　四杰無論在人的方面，或詩的方面，都天然形成兩組或兩派。先從人的方面講起�！　�將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楊盧駱這特定的順序，據說寓有品第文章的意義，這是我們熟知的事實。但除這人為的順序外，好像還有一個自然的順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齒的順序。我們疑心張說《裴公神道碑》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和郗云卿《駱丞集序》與盧照鄰、王勃、楊炯文詞齊名，乃至杜詩縱使盧王操翰墨等語中的順序，都屬于這一類。嚴格的序齒應該是盧、駱、王、楊，其間盧、駱一組，王、楊一組，前者比后者平均大了十歲的光景。然則盧、駱的順序，在上揭張、郗二文里為什么都顛倒了呢？郗序是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講。張碑，我想是為了心理的緣故，因為駱與裴（行儉）交情特別深，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駱來。也許駱赴選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見到他。果然如此，則先駱后盧，是采用了另一事實作標準。但無論依哪個標準說，要緊的還是在張、郗兩文里，前二人（駱、盧）與后二人（王、楊）之間的一道鴻溝（即平均十歲左右的差別），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張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實赴選的先后作為標準，我們依然可以說，王、楊赴選在盧、駱之后，也正說明了他們年齡小了許多。實在，盧、駱與王、楊簡直可算作兩輩子人。據《唐會要》卷八二，顯慶二年，詔征太白山人孫思邈入京，盧照鄰、宋令文、孟詵皆執(zhí)師贄之禮。令文是宋之問的父親，而之問是楊炯同僚的好友。盧與之問的父親同輩，而楊與之問本人同輩，那么盧與楊豈不是不能同輩了嗎？明白了這一層，楊炯所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后，便有了確解。楊年紀比盧小得多，名字反在盧前，有愧不敢當之感，所以說愧在盧前，反之，他與王名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說恥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齡的距離更重要的一點，便是性格的差異。在性格上四杰也天然形成兩種類型，盧、駱一類，王、楊一類。誠然，四人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浮躁淺露不能致遠的殷鑒，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謹慎地保存在史乘里了，這里也毋庸贅述。但所謂浮躁淺露者，也有程度深淺的不同。楊炯，相傳據裴行儉說，比較沉靜。其實王勃，除擅殺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殺奴在當時社會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過分的浮躁。一個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里，已經完成了這樣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　　　　《舟中纂序》五卷，《周易發(fā)揮》五卷，《次論語》十卷，《漢書指瑕》十卷，《大唐千歲歷》若干卷，《黃帝八十一難經注》若干卷，《合論》十卷，《續(xù)文中子書序詩序》若干篇，《玄經傳》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能夠浮躁到哪里去呢？同王勃一樣，楊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學者傾向的，這滿可以從他的《天文大象賦》和《駁孫茂道蘇知幾冕服議》中看出。由此看來，王楊的性格確乎相近。相應的，盧、駱也同屬于另一類型，一種在某項觀點下真可目為浮躁的類型。久歷邊塞而屢次下獄的博徒革命家，駱賓王，不用講了�？础陡F魚賦》和《獄中學騷體》，盧照鄰也不像是一個安分的分子。駱賓王在《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里，便控告過他的薄幸。然而按駱賓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龍額貴，詎隨中婦鳳樓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氣概的煙幕下實行薄幸而已�？础稇浭竦丶讶恕芬活愒�，他并沒有少給自己制造薄幸的機會。在這類事上，盧、駱恐怕還是一丘之貉。最后，盧照鄰那悲劇性的自殺，和駱賓王的慷慨就義，不也還是一樣？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動地結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悱惻，一悲壯，各有各的姿態(tài)罷了�！　∵@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發(fā)展；由年齡的兩輩，和性格的兩類型，到友誼的兩個集團。果然，盧、駱二人交情，可憑駱的《艷情代郭氏答盧照鄰》詩來坐實，而王、楊的契合，則有王的《秋日餞別序》和楊的《王勃集序》可證。反之，盧或駱與王或楊之間，就看不出這樣緊湊的關系來。就現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見的說，盧、王有兩首同題分韻的詩，盧、楊有一首同題同韻的詩，可見他們兩輩人確乎在文酒之會中常常見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談不到。他們絕少在作品里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楊在《王勃集序》中說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杰，覽清規(guī)而輟九攻，這反足以證明盧、駱與王、楊屬于兩個壁壘，雖則是兩個對立而仍不失為友軍的壁壘。　　于是，我們便可談到他們盧、駱與王、楊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齡的不同輩，性格的不同類型，友誼的不同集團，和作風的不同派，這些不也正是一貫的現象嗎？其實，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們早就應該發(fā)覺詩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傳統(tǒng)名詞的蒙蔽，我們早就該驚訝，為什么還非維持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稱盧、駱為前二杰，王、楊為后二杰？難道那許多跡象，還不足以證明他們兩派的不同嗎？　　首先，盧、駱擅長七言歌行，王、楊專工五律，這是兩派選擇形式的不同。當然盧、駱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還是五律，而王、楊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傳下來，但他們的長處絕不在這些方面。像盧集中的：　　　　風搖十洲影，日亂九江文。（《贈李榮道士》）　　川光搖水箭，山氣上云梯。（《山莊休沐》）　　和駱集中這樣的發(fā)端：　　故人無與晤，安步陟山椒。……（《冬日野望》）
在那貧乏的時代，何嘗不是些奪目的珍寶？無奈這些有句無章的篇什，除聲調的成功外，還是沒有超過齊、梁的水準。駱比較有些完璧，如《在獄詠蟬》之類，可是又略無警策。同樣，王的歌行，除《滕王閣歌》外，也毫不足觀。便說《滕王閣歌》，和他那典麗凝重與凄情流動的五律比起來，又算得了什么呢？杜甫《戲為六絕句》第三首說縱使盧王操翰墨，劣于漢魏近《風》《騷》。這里是以盧代表盧、駱，王代表王、楊，大概不成問題。至于劣于漢魏近《風》《騷》，假如可以解作王、楊劣于漢魏，盧、駱近《風》《騷》，倒也有它的妙處，因為盧、駱那用賦的手法寫成的粗線條的宮體詩，確乎是《風》《騷》的余響，而王、楊的五言，雖不及漢魏，卻越過齊、梁，直接上晉、宋了。這未必是杜詩的原意，但我們不妨借它的啟示來闡明一個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