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在日本經(jīng)營漢籍的書店中，自以文求堂名聲最著，且影響廣大。文求堂前身為皇宮御用書店“田中屋”，幕末文久元年（1861年）創(chuàng)業(yè)于京都，初代店主田中治兵衛(wèi)，與品川彌二郎等勤王志士頗有交往，因此傳說在明治維新之后受到庇護。文求堂早期經(jīng)營日文、漢文古書，還刊行過明治維新精神領袖吉田松陰的著作。明治三十年代初，文求堂后任店主田中慶太郎在東京外國語學校學習漢語時，受到大阪青木嵩山堂自上海輸入漢籍銷售的啟發(fā)，還有就是同窗好友著名漢籍書志學者島田翰的影響，遂于1901年把店鋪移至東京，改變父祖經(jīng)營方向，成為輸入販賣漢籍的專門店。明治三、四十年代，正是日本漢詩文流行與近代中國學勃興的交替時期，文求堂書店應運而起，漢籍業(yè)務順利發(fā)展壯大。而此時清王朝已趨向滅亡，伴隨皇室、貴族、官紳的沒落，珍貴典籍、金石字畫大量流向市場，價格暴跌。田中慶太郎藉此時機，頻繁往返中國，交結書肆、學人、藏家，掘得大量中國古籍販運回國，其中1908至1911年間還置業(yè)寓居北京，不惟搜集珍籍善本，本人亦歷練成為鑒識文獻版本的行家。此后，文求堂與北京琉璃廠書肆建立起密切的業(yè)務往來，憑借田中慶太郎廣泛的人脈和良好的信用，不斷輸入中國古籍，成為日本最負盛名的漢籍書店。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文求堂庫存古籍字畫焚毀殆盡，但田中慶太郎利用圖書館、學校教科書匱乏之機，改營新版漢籍、白話文教科書和學術著作，主要從上海輸入，取得可觀經(jīng)濟效益。1930年前后，文求堂恢復古籍經(jīng)營，并開展出版業(yè)務，主要刊行語言文字學方面書籍，流寓日本的羅振玉、郭沫若等人著作的出版，都得到文求堂的支持。1938至1941年，田中慶太郎派遣長子干郎到北京學習，但因日本侵華戰(zhàn)爭影響，古籍販運幾近消歇。日本戰(zhàn)敗之后，文求堂事業(yè)陷于半停頓狀態(tài)，雖然嘗試開拓海外銷售，但仍難脫困境。1951年，田中慶太郎辭世，其子干郎勉力維持兩年，又于1953年去世，文求堂因后繼無人，遂于1954年正式閉店。
　　文求堂最令人稱道的業(yè)績在于漢籍的販售，其五十年專營期間經(jīng)銷的漢籍難以確切計數(shù)，但通過其陸續(xù)發(fā)行的《文求堂書目》，可以大致窺見規(guī)模。孫殿起《琉璃廠小志》有專篇記載田中慶太郎在京搜書情形：
　　“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清光緒末葉，每年必至我國北京，搜羅書畫法帖一次或兩次。與當代名流傅增湘等相友善，于宣統(tǒng)間，曾印《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是時我國學者，多喜讀集部書，故對于府州縣志，無人過問，廠肆志書，多被他人買去。普通本以羅計，每羅一文明杖高，僅售現(xiàn)銀一圓。其它善本稀見者，如三關四鎮(zhèn)志，價亦相當?shù)土�。其于書肆交易最密者，琉璃廠文友堂，隆福寺文奎堂。并經(jīng)常托文友堂代搜《永樂大典》，每冊現(xiàn)銀壹佰圓，購去數(shù)十冊；并介貴陽陳崧山（田）庋藏明板書數(shù)十箱，其中明人集類居多數(shù)，全部捆載而去。此外，舊本小說曲譜，亦多為他人購去。至我國商務印書館以及各圖書館，購買志書、小說、曲譜者，皆在其后。”
　　田中慶太郎本人接受訪談時，對于自己在中國搜購古籍的經(jīng)歷與旨趣亦多有敘述。如云1900年首次到中國，去過上海、蘇州、杭州等地，因沒有什么判斷能力，買了不少幼稚的書。次年，又前往北京，但不被一流書店當作顧客，只好到三、四流書店胡亂選了些雜書，幸運的是這些書帶回日本之后，竟然全部售出。當時日本正是漢詩人森槐南名聲顯赫時期，因此清人詩集，特別是日本流傳稀少的嘉慶、道光時代詩集，都有很好的銷路。此后，文求堂主要從上海購進石印本、局刻本，從北京購進古版本，內(nèi)容方面則根據(jù)學術風尚選擇，但逐步擴展到經(jīng)、史、子、集、叢五部漢籍。1908－1911年，田中慶太郎寓居北京期間，熱衷于宋元版、古寫本的鑒別，曾費盡心機買到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寫本，還印刷刊行莫友芝的《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以作為學習教材。其古籍版本鑒識能力由此大增，為文求堂購進不少善本珍籍。通過與中國學者的交往，田中慶太郎還對書畫法帖產(chǎn)生興趣，購進數(shù)量亦相當可觀。
　　田中慶太郎對于政治鼎革、學術潮流與圖書市場的起伏，具有機敏的嗅覺，輔之以專業(yè)的眼光，故文求堂在不同時期似總能占得先機。前引孫殿起文記述田中慶太郎人棄我取，率先購進方志、小說、曲譜，即為例證。大量經(jīng)營家譜、法律文書，也是文求堂開其先河。1909年，法國伯希和攜敦煌藏經(jīng)洞掘出文獻途經(jīng)北京，被中日學界視作敦煌學的肇始。同年寓居北京的田中慶太郎在第一時間造訪伯希和，并撰文《敦煌石室中的典籍》，詳盡記錄目睹敦煌文獻信息，首次向日本學界披露。此文與羅振玉的相關文字，成為記錄敦煌學發(fā)軔期的經(jīng)典文獻，顯示出作者敏銳的學術眼光。清朝覆亡之后，內(nèi)府精刊典制掌故類書籍，滿文、蒙文書籍，如《皇朝禮器圖式》、《皇清職貢圖》、《熱河志》之屬，價格暴跌，田中慶太郎趁機大量購進，再以數(shù)倍價錢賣出，甚至遠銷歐美�！队罉反蟮洹飞⒊鲋�后，田中慶太郎經(jīng)董康中介，從羅振玉處購得十冊，售與圖書館等單位作為模板，每冊僅150日元左右；此后又在北京陸續(xù)購得二十冊，其中五冊賣到美國國會圖書館，十五冊賣給日本東洋文庫。尤為難能可貴的是，田中慶太郎并未只把眼光局限于發(fā)掘古籍善本、字畫法帖、珍稀文獻，而是敏銳地捕捉到日本近代學術興起對于基礎古籍、清儒校訂著作和中國新刊學術書籍的需求，并將其作為經(jīng)營重點，因而贏得了廣大的讀者群落，甚至深刻地影響到日本中國學研究的走向。
　　文求堂經(jīng)銷漢籍難以計數(shù)，其中如北宋版《通典》、宋版《白氏六帖事類集》、唐摹本《圣教序》、宋拓《地黃湯帖》、《永樂大典》殘冊，最為人樂道，有些甚至列為日本國寶。實際文求堂對于構筑日本公私收藏中國典籍基礎的貢獻，或許更值得大書特書。當然，這對于中國學者，無疑是心中的隱痛。文求堂作為一家書店，追逐商業(yè)利潤，本無可厚非，何況其顧客，亦不乏中國買家。民國時期，董康、傅增湘、張元濟、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等人，均與田中慶太郎有密切的交往，其中不乏圖書的買賣鈔借事例。傅增湘雙鑒樓舊藏的部份珍本，就是售與文求堂，日本著名東洋法制史學者仁井田升在回憶文章里，即感謝田中慶太郎允其利用傅氏舊藏。晚清貴陽學者陳田（字松山），編有《明詩紀事》，平生嗜藏明人著述，頗多珍罕版本。民國之后，因生活困頓，被迫鬻賣藏書。傅增湘、張元濟聞訊未及籌資，遂為田中慶太郎先行購去�！段那筇锰票緯�目》大正二年（1913）四月號附錄《陳松山舊藏明朝人詩文集》587部，4087冊，包括明刊357部，寫本34部，清順康以下刊本196部，售價8500日圓。當時羅振玉正寓居日本，又斥資購返，歸于烏程蔣氏密韻樓庋藏。蔣氏書散出后，為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所藏，1932年“一二八事變”與涵芬樓化為灰燼。
　　田中慶太郎雖以販售圖書為主業(yè)，但交游極廣，同行業(yè)者之外，與學人藏家關系密切，這也是其經(jīng)營成功的重要法寶。文求堂在中國書業(yè)的信用“大到令人吃驚的程度”（東京琳瑯閣書店主齋藤兼藏語），書肆競相供書；而北京、上海的書肆到東京展售圖書，也都得到田中慶太郎的全力支持。日本侵華期間，雖然資金往來不便，但仍有北京書肆主動向文求堂賒售圖書。田中慶太郎與中國學者藏家，除去前記買賣關系之外，還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友誼。根據(jù)董康的日記，其每次到訪日本，都以文求堂為據(jù)點，接受田中慶太郎的周到照應。傅增湘、張元濟等人的日本訪書活動，也都得到過田中慶太郎的大力協(xié)助。東京文求堂入口處的匾額，就是傅增湘所題。若以在中國學界的人脈而論，恐只有上海內(nèi)山書店可以比肩，但內(nèi)山書店主要經(jīng)營日文圖書。與內(nèi)山書店交往甚密的魯迅，也得到過文求堂的關照。1935年，田中慶太郎派女婿增井經(jīng)夫專程前往上海，邀請魯迅到日本自己的別墅療養(yǎng)。在田中慶太郎交往的中國學者文人之中，又以郭沫若相交最密。1928年至1937年，郭氏流亡日本，無論學術工作還是日常生活，都得到田中慶太郎及其家人的盡心幫助。其間，文求堂出版發(fā)行了郭氏《兩周金文辭大系》、《卜辭通纂》、《殷契粹編》等九部古文字著作。根據(jù)增井經(jīng)夫保存的二百余通郭沫若致文求堂信札，在在可見文求堂為郭氏研究提供參考圖書，查閱文獻，編輯校訂文字，以及接濟生活的事例。日本學者長澤規(guī)矩也等人的回憶文章也記載郭沫若因無力購買，而向文求堂借書，以至成為文求堂座上賓的經(jīng)歷。1955年，郭沫若率團訪日，曾特意到田中慶太郎的墓地致敬。田中慶太郎的家人也始終保持與中國的友好關系，其三子田中壯吉編有《日中友好的先驅者——“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一書，收錄各方回憶文章和魯迅、郁達夫、郭沫若等人致田中慶太郎的信札，以中文刊布。
　　文求堂在日本則有“東洋學界的巖波書店”之稱，不惟經(jīng)營漢籍品種豐富，兼營學術、語言出版業(yè)務，而且成為相關文獻信息的集散地，學術討論的沙龍。田中慶太郎以其杰出的語言天賦，豐富的學術人脈，獨到的學術見地，折服了眾多學界中人，外號“本鄉(xiāng)的鬼谷子”。內(nèi)藤湖南、石田干之助、石濱純太郎、神田喜一郎、古城貞吉、長澤規(guī)矩也等中國學問大家，都是文求堂的�？�，并帶動了相關專業(yè)年輕人到文求堂訪書聽講的風氣。有關西學者甚至戲言，到東京去，東洋文庫看書，文求堂聽講，是必不可少的兩件事情。田中慶太郎品評學界，臧否人物，往往不假辭色，但對學術研究的支持，年輕才俊的提攜，亦是不遺余力。荷蘭高羅佩贊譽其為兼有“愛書”、“清談”兩種傳統(tǒng)品質的少數(shù)漢學家之一，是一位可以被當作學者而從心底里油然產(chǎn)生敬佩的人，并在駐日大使任內(nèi)發(fā)起編輯追憶文集，以志紀念。相關專業(yè)的學術權威共同撰文紀念一位書店店主，可謂史無前例。
　　田中慶太郎的專業(yè)造詣主要體現(xiàn)于漢籍版本的鑒識，其同窗好友島田翰以漢籍書志學、校勘學名家，甚為自負，不輕易許人，但對田中慶太郎的學識贊譽有加，二人可謂惺惺相惜。島田翰自縊身亡后，田中慶太郎將其遺稿結集為《訪余錄》刊行，分贈同好，以志紀念。日本京都學派的領袖學者內(nèi)藤湖南，在《目睹書譚》書內(nèi)，直言當時東京學者中，以古書鑒賞能力而論，無一人可及文求堂主人。在東京的書業(yè)同行之中，更是將田中慶太郎視作一言九鼎式的人物。弘文莊店主反町茂雄在回憶文章里把田中慶太郎的逝世，比作日本業(yè)界在關鍵地方損失的大洞，今后五年、十年也難以彌補。
　　田中慶太郎撰寫的專業(yè)文字并不多，主要是原在《日本古書通訊》連載的瑣記文字，后結集為《羽陵余蟫》，且僅涉及甲乙二部。該書以書目為綱，細述版本傳布、典藏流通以及相關掌故，內(nèi)容豐富，娓娓道來，引人入勝。書中隨處可見作者的版本識見、經(jīng)驗積累和學術見地。如指出相臺岳氏刊本《禮記鄭注》卷十九《大學》注，采入朱子《大學章句》內(nèi)容，以“程氏曰”、“文公曰”形式加在鄭注、釋音之后問題。清官刊本《皇朝禮器圖式》，圖樣備極精巧，作者根據(jù)輪廓與圖磨損程度的差異，斷定二者分別印刷，圖是用銅版刊刻，輪廓則為其后所印，頗具識見。在《春秋公羊傳解詁》、《說文解字》、《史記》、《直齋書錄解題》等書目之下，作者不惟細述版本源流，還施以學術史分析，亦堪稱有見地的研究文字。作者還顯示出通達的學術理念，如既服膺清儒校訂古典的成就，又對他們止步于古典與古典之間的往復，缺乏更高的學術追求，予以批評。書中對《四庫全書總目》、《經(jīng)籍訪古志》的學術取向、著錄訛誤，也多有糾正�？梢姡�田中慶太郎兼有書商和學者的面貌，故其在文求堂發(fā)表的臧否言論，學人中間亦不乏擁躉。
　　田中慶太郎的版本鑒識水平，其實還可通過《文求堂書目》予以揭示。日本書業(yè)相沿有發(fā)行目錄的傳統(tǒng)，文求堂具體何時開始發(fā)行書目，不可確知，依據(jù)現(xiàn)存書目記載，應不晚于明治31年（1898），但較大規(guī)模編輯漢籍目錄，當是從明治三十四年（1901）開始。據(jù)田中慶太郎自言，他把在中國采購的圖書通過小郵包寄回日本，隨到隨賣，賣不掉的書，則待其回到日本，編制目錄發(fā)售�！段那筇脮�目》還包括《文求堂發(fā)兌唐刻書目》、《文求堂輸入唐本書目》、《文求堂發(fā)賣書目》、《文求堂新古唐本書目》、《文求堂唐本書目》、《文求堂碑帖目錄》、《文求堂新收書目》等名稱，其顯著特點有四：一是專門收入漢文典籍；二是著錄版本、紙張、墨色、行款、藏家等項信息；三是附錄資料豐富；四是連續(xù)時間長達五十余年，直至閉店。書目多以經(jīng)、史、子、集、叢五部分類，有時附列碑帖（或單列目錄）、朝鮮本；經(jīng)營新版書籍之后，又分作古書、新書兩部份，各自分類。著錄用語方面，寫本、刊本、抄本、活字本、石印本，宋槧、元槧、明刻、殿版、叢書本、朝鮮本，原刻、初印、覆刻，開花紙、白紙、巾箱本、小字本，等等，在在可見作者鑒識版本的深厚功力。如“舊鈔本《函山集》十卷，明劉天民撰，山東巡撫徐績采進原本”，“宋槧小字《妙法蓮華經(jīng)》七卷，臨安王八郎家經(jīng)籍鋪刊單行本，印板精絕，狩谷棭齋舊藏，自筆題簽”，“明初覆元本《文章規(guī)范》七卷，宋謝枋得編，丁氏八千卷樓舊藏本。《讀李翱文》、《岳陽樓記》、《歸去來辭》目錄后均有門人王淵識語，實存原本面目，與通行本不同”。昭和初年刊行的《文求堂善本書目》，收入120余種中國珍稀古籍，附有48幀圖版和簡要的著錄文字，制作精美，被譽為從內(nèi)容到外觀都是空前之作，并成為業(yè)內(nèi)鑒定古籍的標準。《文求堂書目》附錄的數(shù)據(jù)有田中慶太郎選擇的稀見文獻，如《南學制墨札記》、《銅僊傳》、《海王村游記》、《七頌堂識小錄》、《臨池心解》、《攀古小廬文》、《白岳凝煙》等，此外還有羅振玉寄售東山學舍影印書目、文求堂出版支那語學書目、文求堂發(fā)行書籍簡明目錄等，亦頗具文獻價值。二戰(zhàn)之后，文求堂又編輯新收書目，向國外推銷，直至1954年閉店，最后發(fā)行《文求堂展觀書目》。
　　《文求堂書目》記錄了許多中國珍貴古籍流散的蹤跡，也見證了日本漢籍書業(yè)的興衰起伏，同時還凝聚著田中慶太郎以及日本書志學者的版本識見，無疑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但是因為銷售目錄的性質，很少有人刻意收藏，以致到神田喜一郎的時候，已經(jīng)鮮有留存。文求堂自身經(jīng)過東京地震焚毀之后，此前目錄也是一冊無存，故神田喜一郎特意將自己保存的部份明治時代目錄交給田中干郎作為紀念。筆者在高橋智、陳捷教授的提示下，起意匯編《文求堂書目》，以饗學界，但是遍檢海內(nèi)外各圖書館目錄，僅有零散收獲。幸賴高田時雄教授慷慨支持，提供積聚多年的私人收藏，以及日本國會圖書館等處的收藏信息，方能湊得大部份期號。美國艾思仁先生，又友情提供私人收藏的《文求堂新收書目》1949年至1953年間部份期號，補充了文求堂閉店前幾年經(jīng)售圖書狀況。根據(jù)調(diào)查，公藏方面尚有日本東京千代田圖書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倉石文庫、鶴見大學圖書館、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等處存有零冊，但因手續(xù)原因，一時無緣復制，擬留作補遺。田中慶太郎撰《羽陵余蟫》及三篇相關文章，可與《文求堂書目》互為參照，故特請錢婉約教授與高足賈永會譯為中文，附作別冊。在此，謹向前述諸位先生的無私襄助，表達由衷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