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文學研究領域存在技術性思維宰制文學作品詮釋的現(xiàn)象。在這種現(xiàn)象中，文學作品的意義并非由詮釋而來，而是理論規(guī)定的結(jié)果。研究者依據(jù)現(xiàn)有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或者其他研究領域的理論，用相關的概念、范疇、判斷等建構理論模式或者理論模型，再將其運用于文學作品研究，以此達成意義。在這種技術性思維作用下，文學作品的意義不因研究活動而發(fā)生，而因模式或模型被規(guī)定，或者說，文學作品的意義被預先設定。依當代美國文學詮釋學家理查德.E.帕爾默所言，這是“詮釋者在把握文本的意義”，而不是“文本意義抓住了詮釋者”。如果再補充帕爾默的表述，可以說，這種文學研究是理論及其概念、范疇、判斷對文學作品的技術性宰制行為。
　　如何讓文學研究回歸真正的詮釋，使文學作品擺脫理論附庸的境況，恢復自身作為真理得以在其中展現(xiàn)的人類經(jīng)驗的來源，這是《文學與詮釋》集刊出版的目的所在。正如《詩經(jīng)》與《荷馬史詩》不僅僅是中國和西方最早的文學作品，不僅僅是人類的源初經(jīng)驗，而且是中國精神和西方精神的基礎和精神得以持存的中介一樣，文學在本源意義上意味著對人類經(jīng)驗的承載。在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和漢斯一格爾奧格·伽達默爾看來，文學藝術作品是真理發(fā)生的所在。文學藝術作品及其經(jīng)驗性和真理性是19世紀以來大陸哲學和英美哲學普遍關心的問題。與宋朝理學家周敦頤主張文以載道的意圖一致，海德格爾、恩斯特·卡西爾、伽達默爾、列維納斯、薩特、�？隆⒓獱枴さ吕掌�、德里達、保羅·利科、梅洛一龐蒂、讓·鮑德里亞、威廉·詹姆斯、杜威、理查德·羅蒂、瑪莎·努斯鮑姆、麥金泰爾等，他們的哲學也都包含對文學的研究，甚至以文學作為自己哲學的范式，而他們的文學研究就成為《文學與詮釋》集刊的主要內(nèi)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