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新文學名著系列叢書》整理再版了近代在中國用中文出版的經(jīng)典新聞學著作，所涉及的圖書既有專著、教材，也有譯著，全面涵蓋了新聞學理論、新聞業(yè)務、新聞史等領域，成書年份前后跨越40年。在這40年間，中國的新聞學科從無到有、從借鑒到創(chuàng)新，成就巨大。對這些著作的再次出版，為研究中國近代新聞學提供了珍貴的史料，繪制了中國近代新聞學的全景，度量了中國近代新聞學的厚度，填補了該領域空白，也為紀念中國新聞學誕生100周年獻上了一份厚禮。
《中國近代新文學名著系列叢書》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兼新聞傳播學科召集人鄭保衛(wèi)，及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新聞學首席專家雷躍捷對《中國近代新文學名著系列叢書》的內(nèi)容進行了審定，并根據(jù)專家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在此對兩位專家所付出的辛勤勞動表示衷心感謝。
由于歷史原因，《中國近代新文學名著系列叢書》中的個別圖書存在一些問題，為保存歷史原貌，為研究者提供一手的參考資料，影印時均基本保持其原貌，未作大的刪改，希望讀者結(jié)合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歷史環(huán)境，對其中的觀點進行批判性借鑒。原書中存在一些錯別字、漏字和排版錯誤，我們在影印時均未做改動，敬請讀者注意，
由于原書出版年代久遠，《中國近代新文學名著系列叢書》中的許多書籍難覓其蹤，存世數(shù)量稀少，版權狀況極其復雜。為了保證《中國近代新文學名著系列叢書》的學術性和完整性，我們將具有價值的圖書先行選入其中，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力圖保存中國新聞史珍貴的歷史資料。版權所有人若有異議，請及時與我們聯(lián)系。
為更好地體現(xiàn)中國近代新聞學的發(fā)展脈絡，《中國近代新文學名著系列叢書》特別收錄了歐美學者休曼的《實用新聞學》、斯蒂德的《新聞學的理論與實際》；日本學者松本君平的《新聞學》、后藤武男的《新聞紙研究》、杉村廣太郎的《新聞概論》。當年這些書的出版對中國近代新聞學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如果從1903年商務印書館編譯出版日本人松本君平的《新聞學》算起，中國的新聞學已有115年歷史。如果從1918年北大新聞研究會建立，徐寶璜開辦新聞學講座算起，中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迄今正好100年歷史。我們搜集整理了清末至民國期間一些有代表性的新聞學書籍，希望借此重現(xiàn)早期中國近代新聞學的本來面貌，反映我國新聞學發(fā)展的歷史脈絡，我們認為，這對中國新聞學術、教育史研究以及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
從1903年到1949年9月的40多年間，我國公開出版和內(nèi)部印行的新聞學書藉，包括專著、教材、論文集、資料匯編、參考工具書等，約468種之多。它們集中反映了我國新聞學的歷史發(fā)展軌跡。然而，由于多種原因，這些書籍除了幾本曾被重印出版外，大多已經(jīng)是“只聞其名、難覓其蹤”，這對我國新聞學研究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本叢書在梳理1903-1949年間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新聞學書籍的基礎上，精選了50部著作，校訂注釋，編纂再版，也算對這一遺憾的彌補。
從我們挑選的這50部新聞學書籍來看，中國早期新聞學的發(fā)展有三個鮮明的特點：
一、中國早期新聞學的發(fā)展與中國社會發(fā)展，尤其與國家民族利益息息相關
40多年間，中國新聞學從近乎空白到勃然而興，這與中國社會的動蕩、變革休戚相關。西方新聞學是現(xiàn)代化的產(chǎn)物，最早形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1901年，“新聞學”一詞首見于中文報章，但直到民國前夕，國人對于“新聞有學乎”尚存疑，認為報社就是新聞人才的“養(yǎng)成所”。至1912年上海報業(yè)俱進會以“吾國報業(yè)之不發(fā)達……其最大原因，則為無專門之人才”為由，號召組織報業(yè)學堂，培養(yǎng)報業(yè)專門人才。不難看出，此時新聞界亦將新聞學視為辦報之“技”。至1918年邵飄萍為徐寶璜《新聞學》作序仍“竊嘆我國新聞界人才之寥落，良由無人以新聞為一學科而研究之者”。黃天鵬把1903年至1918年新聞學研究會建立之前的十余年視為中國新聞學的啟蒙期。
1918年，隨著以啟蒙為目標的新文化運動愈演愈烈，新思潮涌入國門，“新學”“西學”站在舊傳統(tǒng)的對立面被學界關注，新聞學思想也不例外。作為公學之首和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京大學率先開辦新聞學研究會，力證了“新聞學”存在的正當性；徐寶璜《新聞學》一書問世，成為中國新聞學理論的奠基之作。新聞學教育興起，新聞學研究著作漸盛，待到北伐前夕，中國新聞學從學理上和實踐上俱已建立起來。
新文化運動后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資本主義文明逐漸“祛魅”。之后的大蕭條使得西方國家的痼疾暴露無遺，曾經(jīng)“理想之彼方”的西方報業(yè)也難以幸免。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如何建立“吾國之報業(yè)”成為新聞學研究的熱點，圍繞這一熱點，一方面，關于中外新聞理論、新聞事業(yè)、新聞業(yè)務的著作日益涌現(xiàn)；另一方面，軍閥對于激進言論的暴力摧殘，又引發(fā)了新聞人對于言論自由的論爭。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新聞學呈現(xiàn)百家爭鳴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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