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與家庭是對人類最為重要的兩個人生領域(Andrews& Withey, 1976)。如何平衡工作與家庭，是個體職業(yè)發(fā)展過程中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之一�；�于個人資源的有限性假設(Grawitch, Barber, & Justice, 2010)，工作與家庭領域對有限的個體資源很容易形成競爭關系。如果個體在工作領域的角色與家庭領域的角色互不兼容，從而導致的角色間沖突就稱為工作家庭沖突(Greenhaus & Beutell, 1985)。工作家庭沖突被認為是一種雙向的概念，包括了工作至家庭沖突和家庭至工作沖突(FIW;Frone et al., 1992)。因為工作至家庭沖突給家庭帶來的影響要比家庭至工作沖突給工作帶來的影響更大(Frone,2003; Frone, Russell, & Cooper, 1992b)，研究工作如何影響家庭就成為工作家庭領域中最主要的議題(Greenhaus & Beutell, 1985) ，而得到研究者最多的關注(Frone et al., 1992b)。工作家庭沖突給個體和組織都會帶來嚴重的不良后果，包括更低的幸福感 (Diener & Ryan, 2008)與工作滿意度 (Bacharach,Bamberger, & Conley, 1991; Bedeian, Burke, & Moffett, 1988)、更高的抑郁 (Frone et al., 1992a)與情緒耗竭水平 (Pleck et al., 1980)，更多的缺勤 (Goff, Mount, & Jamison, 2006) 以及更高的離職傾向 (Nohe & Sonntag, 2014)等。

因為工作家庭沖突給組織及個人帶來的負面影響，過去幾十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是哪些因素導致了工作家庭沖突，特別是工作至家庭的沖突(Eby,Casper, Lockwood, Bordeaux, & Brinley, 2005)。一些情景因素，比如工作壓力源(Froneet al., 1992a; Goh, Ilies, & Wilson, 2015)、社會支持(Carlson& Perrewé, 1999; Nielson, Carlson, & Lankau, 2001)，以及一些個人因素比如個人主動性(Bolino& Turnley, 2005)與控制源 (Andreassi &Thompson, 2007) 等都被發(fā)現與工作家庭沖突相關。然而，雖然現有研究已經對工作家庭沖突保持了相當高的關注度，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進展，但是工作家庭沖突的前因機制依然遠遠沒有得到真正揭開�；�于社會認知理論(Bandura,2001; R. Wood & Bandura, 1989)來對工作家庭沖突的前因機制研究進行梳理，筆者發(fā)現已有研究在深度和系統(tǒng)性上仍然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不足。

社會認知理論為研究者們提供了一個系統(tǒng)的框架來解釋人類的心理與行為機制。社會認知理論描述了個體的認知特征、行為特征與環(huán)境特征三個元素之間的動態(tài)互動關系(Bandura,2001)。社會認知理論關注個體如何通過主動的自我組織、自我調節(jié)與自我反省來塑造其生活的環(huán)境，而不是簡單地被環(huán)境塑造(Bandura,2001)。然而，在目前大部分應用社會認知理論的研究中，影響的方向都是從環(huán)境特征到個體特征，或者環(huán)境特征到個體行為。而相反的方向，即個體特征到環(huán)境特征、或者行為特征到環(huán)境特征都相對較少。這意味著，采用能動視角去看待個體的認知與行為對環(huán)境的塑造作用的研究目前尚不足夠。在工作家庭沖突的研究領域，這個狀況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