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記
　　寫作這本書的念頭是在不知不覺中形成的。
　　1985 年我去美國丹佛大學社會學系讀書。該系給了我讀博士的獎學金，但我只讀了一年半，湊夠了獲碩士的學分，就無意繼續(xù)讀下去了。因為走前一種強烈的創(chuàng)作欲望就在心底沖撞，只是因為辦成出國實在不容易，我才終止了創(chuàng)作，以35 歲的高齡做起了留學生。一年半后這種欲望愈加強烈，當學生學業(yè)太忙無暇寫作，搞研究又找不到資助，我便下決心回國寫作。導(dǎo)師勸我留下攻讀博士，因為他們以為培養(yǎng)了一個博士才是造就了一個人才，一個碩士只是半成品。親友們也向我圍攻。我還記得我向最后一個勸我留下的親友做出的解釋。那是在洛杉磯堂弟的臥室兼工作間中，我旅游至他讀書的城市，他在該地學習美術(shù)。每晚我臥坐床榻，他邊作畫邊與我談天，他再三勸我留下。最后我說：“我現(xiàn)在感覺自己能創(chuàng)做出很精彩的東西，你是學藝術(shù)的，你最應(yīng)該理解這種感覺與沖動的寶貴和難得。一個畫家怎么能夠在渴望創(chuàng)作時被強求臨摹呢？”他聽后默然無語。我想我當時的心情，很多留學生都不同程度地經(jīng)驗過，只是我更堅持自己的興趣罷了。
　　當時在我腦子里一個明朗的計劃是寫作一本論述中國知識分子的著作。同時我也感到還有一些東西要寫，但又說不清那些東西是什么。
　　回國不到一年我完成了《知識分子與中國》，惜因多種緣由，這本書沒有問世。
　　這以后我寫了一陣小說—打發(fā)一段空虛的時光，了結(jié)一段插隊生活的恩怨，調(diào)整一下不平靜的心情。1990 年寫了一本《語言社會學叢談》，副標題是：“禮語、咒詞、官腔、黑話”。出版又是連番受挫。從歸國至此時，我還組織、翻譯、校對了一套“知識分子叢書”，1990 年年初已完稿十余種，至今一本未出�！墩Z言社會學叢談》，副標題是：“禮語、咒詞、官腔、黑話”。出版又是連番受挫。從歸國至此時，我還組織、翻譯、校對了一套“知識分子叢書”，1990 年年初已完稿十余種，至今一本未出。
　　但我的寫作欲反而更強，留學期間腦子里模模糊糊的那些觀念日益成形：合作必有代價，沖突自然有代價，禁止沖突代價更大，沒有一種倫理是無代價的—《代價論》一書的輪廓在不知不覺中清晰起來。前一段出版上的受挫，亦使我再不奔波出版社，免于無端受辱。只為興趣寫作，只為搞明白一些事理而思考，其樂也融融。
　　這本書自1991 年動筆，時斷時續(xù)�！疤厥庵髁x與普遍主義”一節(jié)因找不到愛森斯塔特的《保護人、被保護人與朋友》一書，“男女平等”一節(jié)因找不到《父權(quán)制的必然性》一書，都認為不看到這些同代人最重要的成果不便動筆而中輟�！爸杏埂币还�(jié)是除去上面兩節(jié)外最后寫成的，當時覺得不太滿意，亦無意立即修正，打算放一放。說不清為什么，1992 年、1993 年之交完成這部書的念頭勃然再起。重讀“中庸”發(fā)覺還可以。找到了《保護人、被保護人與朋友》一書，“特殊主義”一節(jié)一氣呵成，其實參照該書的地方也不算太多。《父權(quán)制的必然性》終未找到，不知為什么有了一種勇氣與充實感，將“男女平等”也一揮而就。我總覺得，創(chuàng)作的原初沖動與某種“充實感”（自然是高度主觀的），在我寫不寫，寫不寫得下去中起著支配作用。
　　這本書寫完了，回過頭來看，覺得框架太大（雖然書很�。�，其實每一節(jié)都可寫成一本書。當然也可能不必那樣寫，因為代價理論只需抓住這形形色色的問題之間的某種共性。但即使這樣，這部書也還需修正、展開、深入。可惜，我現(xiàn)在已感才思窮竭。是在接受讀者的批判中充電的時候了。
　　本書的前四節(jié)是為明確定義，劃清范疇，非社會科學專業(yè)人士大可不讀或是后讀。其他諸節(jié)，當不會令社會問題愛好者們感到枯燥。當然，盡管我想到了專業(yè)領(lǐng)域之外的朋友，本書絕不是為了媚俗的目的而寫作的，如果說它有這種味道，那只能是因為作者本質(zhì)上的平庸。
　　寫作本書時，很少就其中內(nèi)容與朋友們切磋、爭執(zhí)、討教，盡管盡可能地參閱了多種著作。因此我要感謝的著者甚多，卻難于一一指出。在此請恕罪。
　　寫于南禮士路住所
　　在此特別要感謝蘇國勛和趙一凡先生，他們在審讀拙
　　稿時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
　　一九九五年元月二十日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