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孫宜學教授的《泰戈爾：中國之旅》一書使我非常激動。泰戈爾是我父親譚云山一生中最關鍵的友人兼導師。譚云山和泰戈爾成為增進中印友誼與了解的緊密同志與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中印學會”與國際大學的“中國學院”。我不但在襁褓（剛生下兩個月）時期獲得泰翁給予的印度名字“Asoka”，而且是在泰戈爾靈感照耀下追隨父親的學術事業(yè)，畢生奉獻給“中印學”與“中印大同”（Chindia），“春蠶到死絲方盡”。我經(jīng)常想：沒有泰戈爾就不會有譚云山，就不會有譚中，自己這一生的事業(yè)是泰翁給我印度名字時就注定了的，我別無選擇，也義無他顧。

　　我想本書讀者應該知道泰戈爾的出身背景與文化特征。泰戈爾的母親莎拉褡（Sharada）是印度孟加拉富裕家庭童婚、多產(chǎn)、長壽婦女的典型，泰戈爾是他父母親13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泰戈爾從小和父母親、7個哥哥、5個姐姐，外加嫂嫂、姐夫、侄子、侄女、外侄、外侄女共同生活在同一個親切、熱鬧、富有人情味的大院之中。在他幼年時代很少見到喜歡出外云游的父親，他的母親經(jīng)管龐大的家務，也很少對他管教，他是和與他年齡差不多的姐姐、童婚嫂嫂、侄子、侄女、外侄、外侄女玩樂成長起來的，盡情享受天真、仁愛、和睦，關懷（包括純潔、高尚的異性交往）。這種環(huán)境使他后來發(fā)展出一種獨特的理論：認為人類最偉大的是童年，人們一到成人階段就喪失思想自由與高尚情操而變得世俗化、庸俗化、是非糾葛、利益矛盾。也是他小時候成長的那種環(huán)境使他的文學作品總是想和兒童對話，總是想美化兒童的天真無邪，盡量遠離成年社會的“假惡丑”現(xiàn)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