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分我國古史學之派別為四：曰信古，曰疑古，曰考古，曰釋古。主信古者動謂戰(zhàn)國秦漢之書近古，所記傳說必有所本，一切皆為實錄，未可輕疑；主疑古者以古書既有真?zhèn)危�所傳古史又不免失實，茍無精密之考證批判，未可輕信；主考古者，輒病于傳說之紛繁，莫由遵循，又鑒于近人爭辨古史，立論絕異而均不出故紙堆之范圍，乃謂但有紙上之材料無用，非有待于鋤頭考古學之發(fā)掘不為功。主釋古者，則以古人十口之相傳，“事出有因”，必有史實之殘影存乎其間，未容一概抹殺，茍據新史觀加以歸納推理，即為可信之古史。此四說者，除信古一派外，無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原夫史學之研究，基于史料，無史料，斯無史學也。史學之方法，必先之以史料之搜羅咨訪與考證批判，考證批判之工作，本不能增加固有之史料，僅能淘汰虛妄之傳說；本不能增加已有之觀念，僅能肅清錯誤之成見，故其所得之成績，多屬破壞而不在建設。史料本為間接之知識，史學方法本亦間接之推理，記錄為撰人工作之終點，而為吾人工作之起點；事實為撰人工作之起點，而為吾人工作之終點；上溯史料之來源以探求事實之真相乃治史者最先必經之步驟此疑古之說之所以尚也。史料之為物，以內容分，或屬原始，或屬孳生；以形式分，有屬實物，有屬傳說（筆傳，口傳，畫傳）；以來源分，有無意傳世者，有有意傳世者。傳說之史料，多屬孳生，相傳愈久，訛謬愈多，演變亦愈甚，且皆形諸筆墨，又多有意傳世，不免有造作虛偽之處。地下實物之史料，多屬原始，又多無意傳世者，自較紙上之史料為可靠。然古器物在當時本為應付人生之需要者，類多無意傳世，欲據少數器物以推論前人活動之全部，實非易事。必有極豐富之實物，比較其大量異同而探求其演化之跡，然后能得梗概，此考古發(fā)掘之所以尚也。歷史家之任務，本在研究具體之歷史，既得真實之史料，自當據科學史觀或整個歷史過程學說以為概括之解釋，此釋古之說之所以尚也。吾人必先“疑古”“考古”而后終之以“釋古”，然后史家之能事盡矣。
　　自王國維創(chuàng)二重論證之說，以地下之史料參證紙上之史料，學者無不據之以為金科玉律，誠哉其金科玉律也！然此二重論證之方法，惟殷史因殷墟卜辭之出土乃得為之（但卜辭多斷片，若干文字之研究至今猶多未能論定，仍不得廣為證明），夏以上則病未能。近人或以山西西陰村之發(fā)現為夏民族之遺址（如陳鐘凡《中國古代藝術上的圖騰》，刊《現代史學》二卷三期；丁山《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刊《中央研究院史言所集刊》五本一分），或以仰韶之彩陶文化為夏民族所遺留（徐中舒《再論仰韶與小屯》，刊《安陽發(fā)掘報告》第三期），皆證據薄弱，僅因與夏民族之地域傳說相合而謂即夏民族之遺址，實近武斷！至若因彩陶文化遺物分布于中國北部遼寧、山西、河南、陜西、甘肅各地，黑陶文化遺物分布于河南東部及山東全境，遂臆斷虞、夏為彩陶文化期，太皞、有濟、少皞為黑陶文化期（丁山《由陳侯因銘黃帝論五帝》附記），更屬比擬不倫。蓋據后岡下層之彩陶以與仰韶村、西陰村相比較，陶質可相比美，而形制則較安特生于甘肅發(fā)現之六期彩陶皆簡單，陶業(yè)又較幼稚，可知其文化實較仰韶為早。以后岡中層龍山文化層之實物與后岡下層仰韶文化層相較，除鼎類三實足之陶器外，無有相類者，但以與仰韶村出土物相比，則相似處至多，可知仰韶文化實較后岡之仰韶層為晚，仰韶之文化實由后岡傳往，非由仰韶傳來（見梁思永《小屯龍山與仰韶》）；殷墟文化既非承接仰韶，仰韶亦非夏民族文化，要可斷言。已發(fā)現之遺址，既不足以證古史傳說，亦有主發(fā)掘古跡以證古史傳說者，如陸懋德之主掘大禹陵是（《評顧頡剛〈古史辨〉》）；然吾人稽之《易?系辭傳》稱古之葬者“不封不樹”，《禮記?檀弓》及《漢書?劉向傳》并稱孔子葬母于防，稱古墓而不墳，蓋遠古冢墓，不封不樹，無有丘壟，吾國于殷及周初尚無丘壟之制，此可由安陽殷代古墓與濬縣辛村古墓判知之；今大禹陵丘壟甚高，實不待發(fā)掘而明其偽也。古史傳說中之古墓，本多后人造作，《山海經?海外南經》郭注謂古墓每多“絕域殊俗之人，聞天子崩，各自立坐而祭醊哭泣，起土為�！�。實則今所傳之遠古冢墓，亦多由傳說而附會者；如《漢書?武帝紀》曰：“北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武帝據神話以疑附會之冢墓，亦可謂偉識矣。
　　自科學史觀傳入我國，群以社會形式解釋古史傳說，于是有社會史之論戰(zhàn)，諸說紛紜，多至不可勝辨。有以盤古、有巢氏、燧人氏、女媧氏為舊石器時代，五帝為新石器時代初期氏族社會者（胡秋原說）；有以神農以前為原始共產社會，神農至陶唐為村落共產社會者（熊康生說）；有以五帝為野合的雜交時代或血族群婚的母系社會者（郭沫若說）；有以五帝為初期封建國家，唐、虞為次期封建國家者（某人說）；有以黃帝為圖騰社會，唐、虞為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夏為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時代者（李季說）；有以堯、舜、禹為女性中心的氏族社會時代，啟為由女系本位轉入男系本位的時代者（呂振羽說）；此類古史傳說之解釋，最流行者莫若圖騰社會一說，無非以古帝王之名號有與動植物有關者，即據以釋為圖騰而已。如黃帝之號有熊，蚩尤之“蚩”從“蟲”，舜之為植物，帝俊帝嚳之為夔，鯀從魚，禹為蟲，近人多據以為圖騰之名號。次則母系社會之說，近人亦頗樂道，或據《孟子》記象之欲“二嫂使治朕棲”，以為舜、象乃娥皇、女英之公夫；或據古史傳說中父子兄弟之不同姓，謂即母系時代之證；其篤信傳說之處，蓋與信古者無以異；彼輩既篤信傳說，其終極自亦必與信古者同途，故李季著《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批判》，乃一反諸家用史前社會解釋古史傳說之方法，竟以為唐、虞之世已入有史時代，已有文字，已有鐵器，已以男性為本位，已有私有財產，及夏代而有專制政府，帝王世襲，農業(yè)發(fā)達，一如《尚書》《史記》之所載矣。
　　余之治古史學，本無家派之成見存于心，僅依據一般史學方法之步驟以從事而已，初唯取先秦古籍有關古史之材料，類而輯之，而比察其異同，久之乃知夏以上之古史傳說類多不可信，又久之而后曉知傳說之來源出于神話，顧前人罕有暢論之者。明知吾說若發(fā)表，長者見之，必斥以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非圣無法”之罪將無可逭，而猶必呶呶不已者，蓋求真之心人之所同具耳。余之立意草創(chuàng)《中國上古史》，在二十二年春，時正求學于光華大學，課余讀書，偶有所見，輒隨筆錄之，尚未暇作系統之整理也；是年秋，《光華大學半月刊》征文及余，乃擇古史傳說中最不經之盤古傳說而論之，成《盤古傳說試探》一文，刊于二卷二期，其于黃帝、堯、舜、禹等古圣賢王者，猶不敢露布其懷疑之意。及二十四年冬，鄭師許先生約余合編華文《大美晚報?歷史周刊》，一時無暇草專篇，因將舊作隨筆札記，陸續(xù)刊布。二十六年夏間，《禹貢半月刊》征文及余，又成《說夏》《說虞》二文以應之，然猶未有組織系統之決心也。秋間避地粵西，執(zhí)教于廣東省立勷勤大學，為諸生講“中國上古史”，因將昔日所論略加補訂，編為講義，于是關于夏以上古史傳說之論述，系統粗具，而于古史傳說出于神話演變分化之說，自信益堅。蓋史料具在，有不容熟視無睹者也。
　　考辨?zhèn)髡f之演變分化，首貴客觀之態(tài)度及史學常識，茍不審慎從事即不免流于穿鑿附會。如法人某，有《拿破侖有此人否》一書，論證拿破侖之無其人，以為莫斯科等役無非希臘神話之演變。則荒誕之譏，又豈能免。
　　吾人今茲所論，據古史傳說之史料及史學常識以比較推斷，其漸次演變分化牽合之跡，實有規(guī)律可尋，循環(huán)論證，無有不可得其會通者。其非偶合明矣！吾人為培植新古史學之基礎，即不能不于古史傳說之紛紜繳繞作一番澄清之開導工作，以探索傳說演變分化之系統，為古史傳說還其本來面目。非云破壞古史，實為建設古史耳。蓋三皇、五帝、堯、舜、禹等之出于神話，具有明確之直接證據，茍將前后之史料排列比較，已甚了然，初不待辨而自明，惜乎世人囿于成見之深也！不得已乃為此書以明辨之，此非吾人之巨眼卓識，亦時代潮流使之然也。
　　吾人證夏以上古史傳說之出于神話，非謂古帝王盡為神而非人也。蓋古史傳說固多出于神話，而神話之來源有純出幻想者，亦有真實歷史為之背景者。吾國古史傳說，如盤古之出于犬戎傳說之訛變，泰皇、天皇、地皇之出于“太一”與天地陰陽之哲理，黃帝出于“皇帝”之音變，本為上帝之通名，此皆純出虛構。
　　至若帝俊、帝嚳、大皞、帝舜之為殷人東夷之上帝及祖先神話，少皞、羿、契之為殷人東夷之后土及祖先神話，益、句芒之為東夷之鳥神及祖先神話，鯀、共工、玄冥之為殷人東夷之河伯神話，朱明、昭明、祝融、丹朱、兜之為殷人東夷之火正神話，王亥之為殷人東夷之畜牧神神話；又若顓頊、堯之為周人西戎之上帝及祖先神話，禹、句龍之為西戎之后土及祖先神話；則皆由于原始神話分化演變而成者，固不免有原始社會之史影存乎其間。然此類亦僅為殷周東西兩氏族原始社會之史影而已，烏有所謂三皇、五帝、唐、虞、夏等朝代之古史系統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