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彼得大帝相對的尼古拉一世，作為小人物形象諷喻的對象是通過對比手法完成的。從歷史功績看，尼古拉一世遠遜色于曾開創(chuàng)了俄羅斯“啟蒙的真正春天”的彼得大帝，既缺乏彼得大帝拓疆擴土的魄力，又缺乏深孚眾望的執(zhí)政能力。他“身上有很多準尉的東西，而彼得大帝式的東西并不多”。

　　他熱愛軍事科學的一技之長只派上了對外戰(zhàn)爭的用場：鎮(zhèn)壓歐洲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鎮(zhèn)壓1830年的波蘭起義，鎮(zhèn)壓1849年的匈牙利民族運動，并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身亡。從內政理念看，為了鞏固強權而奉行高壓政策，以鐵的手腕鎮(zhèn)壓“十二月黨人”起義，使思想受到鉗制，文化受到摧殘，使俄羅斯社會生活處在漫漫長夜和“冰冷的冬天”。這樣一個扼殺自由和民主的“一介武夫”受到酷愛自由精神的普希金的抨擊就顯得合情合理。

　　小人物形象的社會批判意識還揭示了君主專制扼殺人類自由的固有本性，因而，顯示了應有的理論深度。在君主專制體系下，君權既是其他一切政治權力的始基，又是終結，除了君主帝王特權成為唯一的能動因素之外，其他任何人都只能是被動的受命者。這種體制下，人的自由意志、個體價值、追求卓越的權利和實現生命意義的理想都將遭到泯滅和摧折。因為如果個體有了自己的理想與追求，社會的活力源就會被充分激活，這會導致人們對帝王理想認同感的淡化和減弱。既然如此，君主專制只能允許最高統(tǒng)治者擁有思想，而把那些有獨特見解的有識之士排除在外，最終形成那些“奴在心者”得以重用的格局。在對最高當局的本質有了清醒的認識之后，普希金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他的立場：“我這只平凡而高貴的豎琴，／從不為人間的上帝捧場，／一種對自由的自豪感使我／從不曾為權勢燒過香。／我生來不為用羞怯的繆斯／去取媚沙皇的歡心。”②在這樣的立場中，普希金傳達的是“和諧社會”的理想，即“提出了實現這一理想的前提是讓法高于皇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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