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與傳播系列教材:文化研究基礎理論(第2版)(翻譯版)》全方位介紹了與文化研究相關的各類主題視角,體系完整,闡述清晰并具有兩個優(yōu)點:一是突出大眾媒介話題;二是突出全球化和當代視野。
作為教材,《新聞與傳播系列教材:文化研究基礎理論(第2版)(翻譯版)》結合大量實例,淺顯易懂,非常適合新聞傳播學專業(yè)本科生使用。
我們一起從相互的經驗中盡力編織我們的經緯。對這個學者,我猜想他已一身輕松……他在此留下了他的所知,為我頭腦中的地圖貢獻了重要的信息。(詹姆斯·柯萬: 《一個地圖繪制者的夢想》)
我在本書第一版的導論中提到了詹姆斯·柯萬(James Cowan)的小說《一個地圖繪制者的夢想》(A Mapmakers Dream)。繪圖者試圖將廣袤的原野變?yōu)樯酱ê恿鞯雀拍睿?然而,他的繪制卻永遠要被世界的精細、奇妙和生動所困擾。盡管如此,繪圖者和追隨他的學者,卻因其旅程的輝煌而備受尊崇——知識的遠征既是過眼煙云,也永無止境,它是我們單獨的,也是共同的夢想的最終表達。
我寫作《文化研究》第一版的目的就是希望對知識的旅程作出類似的貢獻。我試圖創(chuàng)造一種文本的繪制法,將豐富、復雜的知識譜系匯聚一堂,標記出學科形成的過程,以及我們對當代文化的理解。然而,自從第一版完成以來,我發(fā)現(xiàn),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自己的視野擴展了,對于意義生成本性又產生了新的洞察。類似“9·11”這樣的國際性重大事件,以及看來難解的全球化動力,導致創(chuàng)造文化意義的意識和形成模式方面的清晰轉變。因此,在第二版中,我除了再次試圖描繪世界的動態(tài)之外,也提出了自己對這個奇妙的文化領域的理解和擔憂。
同第一版一樣,在新版中,我試圖呈現(xiàn)并且批評文化分析的主要模式,從中發(fā)展出一種特別的文化理論,然后用于研究特殊的文化場景和空間。不過,在新版本里,我還試圖闡釋學科本身的變化,及其對文化場景分析的意義變化。我增加了一個全新的章節(jié),即對恐怖主義文化的分析。事實證明,這是必要的,不僅因為恐怖主義是當代全球文化的重中之重,還因為新的變化刺激了學科本身,做出必要的內部修正。特別是像“9·11”事件、“反恐戰(zhàn)爭”、“石油戰(zhàn)爭”以及“全球氣候變暖的爭議”事件,都會刺激文化研究中最深層的文化政治學的復興。
對政治暴力和全球恐怖主義的關注在某種程度上是更廣泛的文化發(fā)展和學科發(fā)展的一部分,特別是——它們與全球化聯(lián)系在一起。正如我在新版第一章中羅列的,全球化帶來多種影響,而文化研究特別適合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對這種“擴展的地平線”做出解釋。本著這個目的,新版的《文化研究》投入了更多聚焦全球的文化考問。這種對全球主義和全球不安全狀況的更寬泛關注,是我本人學術旅程的一個關鍵部分。
新版文化研究代表了對這種探險以及對我們共享的當代文化繪圖工程的另一種維度。
第一部分 了解文化構成和文化理論
第1章 當代文化、文化研究與全球媒介領域
導論:當代場景
全球資本、文化價值和新的電視現(xiàn)實
全球化與一種當代文化的政治學
案例研究1:定義戴妃
文化與文化研究
文化的定義
后現(xiàn)代文化
案例研究2:恐怖主義:對美國的一次后現(xiàn)代襲擊
方法論與研究方法
理論分析
批判性調查/文化政治
解構
文本研究
經驗方法
基于政策的研究
文化研究方法的優(yōu)勢
第2章 社會理論與文化研究的基礎
導論:“文化”的基礎
文化與社會
埃米爾·涂爾干與社會結構
涂爾干與象征主義
馬克斯·韋伯
現(xiàn)象學與文化研究
社會學的根源
馬丁·海德格爾
阿爾弗雷德·舒茨
彼得·伯格
符號的互動
文化人類學
克利福德·格爾茨
第3章 馬克思主義與文化意識形態(tài)的形成
導論
馬克思與黑格爾
黑格爾辯證法
馬克思的唯物主義
馬克思的自然主義
象征控制
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
對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假設的批評
法蘭克福學派
阿多諾與大眾文化
瓦爾特·本雅明與機械復制
路易·阿爾都塞與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
超決定論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tài)
主體位置
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
解放與文學
安東尼奧·葛蘭西
霸權
有機知識分子
……
第二部分 文化地點
關鍵術語詞匯表
參考文獻
人名及專用詞索引(A-Z)
譯后記
理性一直是哈貝馬斯現(xiàn)代性理論的中心,同時也是烏托邦主義的焦點。對此哈貝馬斯認為,理性將使現(xiàn)代性超越絕望的界限。于是,哈貝馬斯用韋伯的術語思考現(xiàn)代性,認為它區(qū)分了科學、道德與藝術,使之成為相對獨立的領域。各種領域的前進、“完善”與整合,并進入普通人的日常經驗或生活世界,標志著現(xiàn)代主義方案的完成。韋伯從來沒有提供過這些領域能夠達到完美的手段;但是哈貝馬斯解釋說,公共領域中交流行動的理性與解放必定會為人類的真正解放提供各種適當?shù)臈l件。
然而,這種理性并非“工具”理性,或者如韋伯所說,是技術理性,亦即來源于制度、經濟與官僚機構,并始終冒著國家意志強加于解放潛力風險的理性。因此,哈貝馬斯遵循韋伯對工具理性和溝通理性的區(qū)分:溝通理性大多直接作用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實踐和再現(xiàn)。也就是說,哈貝馬斯的溝通理性是文化與文化交換的場所。這個公共領域有助于真理或正確主張自由地表現(xiàn);它們也經常被挑戰(zhàn)、被修正,而這一切都是為了產生共識的、理性的真理效果。在理想的環(huán)境中,這種自由的交換最可能產生使藝術、科學與道德變得完美,進而為人類解放提供“理想言說情境”的條件。這種理想的言說情境有效地超越了歷史,因此,它的目標是普適的。哈貝馬斯向我們保證,人類將自然地、不屈不撓地尋求用語言再現(xiàn)他們自身及其文化;而這些再現(xiàn)是社會的基本構成。當然,生活世界受限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但是在“發(fā)展的動力”下,周圍環(huán)境必然被推向語言的最高理性,形成一種理性能夠表達的條件。因此,在特定的語言互動的規(guī)定之外,理想的言說情境就變成了一個普遍理想。
哈貝馬斯有關社會和批判理論的種種看法,在他的寫作生涯中似乎已經出現(xiàn)轉型。有些評論者甚至質疑“馬克思主義”的稱號用在哈貝馬斯的理論上是否合適,特別是因為他已經離開經濟基礎一上層建筑模式,而轉向一種更傾向于語言的行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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