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作家的誕生（代后記）

這本書里的小說，寫作時間跨度很長。最早一篇《曬月亮》寫于1998年。當時無處發(fā)表，就發(fā)表在了網絡文學雜志《橄欖樹》上，用的是《19年的陰謀》的標題。類似經歷的還有《暗示》（原名為《去偷，去搶》）、《補腎》（原名為《我的補腎生活》）。感謝網絡，讓我發(fā)表作品，雖然在當時，在網絡上發(fā)表作品的只是被稱作網絡作家，甚至是網絡寫手，但能讓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已經十分值得慶幸了。至于是不是作家，是有作品而作家，還是沒作品卻作家，讀者自有評說吧。

從那上溯十八年，我還連發(fā)表作品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那時我十七歲，一個大學中文系學生，一次寫作課交作業(yè)，我交了一篇小說《墳墓》。當時的任課老師孫紹振看了，大為驚異：一個十七歲的孩子，怎么竟寫出如此黑暗來？當時他并不認識我，我印象深刻的是，某天一個同學來找我，說孫老師讓我去找他。當時孫老師已經因《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而聲名大振，在我們心目中簡直是只能仰視的大人物。我記得我是忐忑不安地走向他所住的校園內一間簡易的房間的。我看到了他在我小說后面密密麻麻寫上的幾乎一張紙的評語。他拿給我一疊五百格的福建作家協會的稿紙，讓我把小說抄正，他要拿去推薦發(fā)表。那時候他到哪里都力薦我，后來人們回憶說，我的名字當時幾乎成了他的關鍵詞。他甚至說我天生就是一個作家。我頓覺自己的前方打開了一扇通往作家的大門。

但是孫老師的推薦并沒有取得成果。我的小說一篇也沒有發(fā)表出去。其間有些編輯給了修改意見，比如加個光明的尾巴，或者索性把事件背景移到海外。我一口拒絕了，寧可不發(fā)表。甚至還斥責對方。當時所以那么狂，一方面是該死的學了些文學理論知識，一方面也因為我年輕，更具體地說，我覺得我耗得起，即使耗他十年，我也不到許多大作家第一次發(fā)表作品的年齡。在我看來，十年是很長的。不料一耗卻是二十年。

我不知道這二十年里，孫老師是否還堅信我會成為作家，我周圍的絕大多數人是不信了，在他們眼里，我只是屢試不第的范進，不合時宜的孔乙己。這二十年，多少人都改做別的行當了，我卻仍然寫著，即使流落到了國外，也還在做著文學夢，最終不顧一切跑回來寫作�，F在有人說我有恒心，有毅力，其實哪里是？與其說是毅力，不如說是賴皮勁；與其說是恒心，不如說是無奈我不能再干別的什么。無數次沖鋒，潰敗，喝點酒，號幾聲，睡一覺，又好了傷疤忘了疼了，再上。循環(huán)往復，如此而已。

其實那時不被接受，也屬正常。即使是孫老師，也不是完全被接受的，即使認可他的，也覺得他具有危險性，他很快遭到了批判。我這么一個讓具有危險性、必須被批判的孫老師都驚駭的人，更怎么可能被容納？這種情況直到跨世紀，才有了改變。這當然有著偶然的因素，但是也應該承認，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中國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變了。

定下這個標題，是想到格里菲斯的《一個國家的誕生》。把它套用在我個人身上，也許大題小作，但是這與其說是我這單個作家的經歷，不如說是許多中國當代作家的經歷，乃至中國文學新時期以來的某方面歷程。

兩年前，在一次筆會上見到小說家馬原，他驚訝說以為我是七○后的。我想是從我作品里產生的印象吧。早年讀舒婷詩：要使血不這樣奔流，憑二十四歲的驕傲顯然不夠。血顯然是年輕人的紅袖標。但是馬原也沒有錯，這二十多年來，我的風格基本沒有改變，現在我這么寫，在我十七歲時，就已經這么寫了。不同的是，社會包容了。當然包容畢竟還是相對的，我的作品在發(fā)表出版時，還必須做處理，我的書稿還總是要在多個出版社間輾轉，包括這本書，本來是九篇，現在成了八篇。我被承認的，主要只對應于某些作品，某個方面而言。

這篇后記寫還是不寫，心中一直彷徨。今天早上，忽然寫起來了。寫完，打開網絡，猛然看到德國漢學家顧彬責難中國文學的報道。他說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中國作家沒出息。我愣了半晌：我在不在他所說的作家的行列？

在與不在，在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