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與謝語

　　　任何一位當代人欲寫作20世紀歷史，都與他或她處理歷史上其他任何時期不同。不為別的，單單就因為我們身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過去的時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須）由外向內觀察，經由該時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資料，或依后代的史家撰述為憑。作為本書作者，本人一生的經歷，恰與本書討論的大部分時期重疊。其中多數(shù)時候，從青少年歲月開始，一直迄今，我對公共事務均極敏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我以一個當代人的身分，而非以學者角色，聚積了個人對世事的觀感與偏見。也正是因為這種緣故，這一輩子作為學史之人的學術生涯之中，多數(shù)時間，我始終避免將親身所處的從1914年以來的時代當作研究題目。不過我倒不回避以其他身份，對這個時代發(fā)表見解。本人的研究專期借用史學界的術語來說乃是19世紀。但在此刻，我卻覺得已經可以從某種歷史角度，對1914年以來到蘇維埃年代結束之間的短促二十世紀（Short Twentieth Century），進行一番觀察。有關這段時期的學術文獻及檔案史料，歷來已經在人數(shù)同樣盛大的本世紀歷史學者努力之下堆積如山。但是作者對這個時期的認識，除了極少處偶爾引用之外，卻不是根據(jù)這些紙上來源。

　　關于目前這個世紀的史料如此浩瀚，絕非任何一己之力所可窺其全貌，甚至僅限一種語言也不可能。我們對這段史實熟悉的程度，絕對不可能如同比方說研究古典文物制度或古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的史學家們，對那漫長年月里寫下的片紙只字，以及一切有關那漫長年月的著作論述所認識得那般深厚。然而即使有此作為借口，本人對這個時代的認識，若以當代史學界的博學功力判斷，也實在有失零星片斷。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只有向那些特別尖銳、最有爭議的題目之中深入挖掘比方冷戰(zhàn)史實或30年代歷史以滿足我自己的要求為止；也就是說本書所陳列的觀點，都能在專家研究的明察秋毫之下站得住腳。當然，我的企圖不可能完全成功。書中提出的許多問題，一定暴露了我的無知，以及某些具有爭議的論點。

　　因此，本書的立足基點，看起來自然有幾分奇特不平衡。它的資料來源，除了多年來廣泛蕪雜的多方閱讀之外，并有本人在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執(zhí)教時，在研究生課堂上講授20世紀史所必須涉獵的各種著作。除此，我也以一個親身經歷短促二十世紀者的身份，累積了許多個人對當代的知識、回憶及意見，亦即扮演社會人種學家所謂的參與性觀察者的角色，或者索性歸之于一名周游過許多國家、并且隨時張大眼睛四下觀看的旅行者身份，也就是我的祖先稱之為好管閑事之人吧。這一類經驗的歷史價值，其可貴并不在我身歷其境、親臨重大的歷史現(xiàn)場；也不在于我知曉、甚或親眼見過創(chuàng)造歷史的大人物或政治家。事實上，根據(jù)本人偶爾在這一國或那一國（主要以拉丁美洲為主）扮演新聞工作者四下打聽的經驗發(fā)現(xiàn)，與總統(tǒng)或決策人士進行交談，往往無甚收獲。原因很簡單，這些人物多是為公開記錄發(fā)言。真正能帶來啟示光亮者，是那些可以、或愿意自在談話，并最好對國家大事沒有負擔責任之人。不過，能夠親自認識人、地、物，雖然難免有主觀誤導之嫌，卻也使人獲益匪淺。也許單單是30年的光陰過去，親眼看見同一個城市今昔之比不論是西班牙的瓦倫西亞（Valencia）或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就足以使人驚覺本世紀第三個二十五年之中，社會變遷之迅速與巨大。又或許是幾句多年前的對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卻深藏在記憶之中，以備將來不時之需所用。如果作為一名史家，能夠將這個世紀整理出一點意義，多半歸因于本人時時觀察聆聽的結果。希望以此所得的一點心得，可以經由本書傳送給讀者一點信息。

　　本書寫作的來源，當然也少不了我的諸位同事、學生，以及其他在本書寫作之際，被我強行打擾的任何一位。在某些方面，欠下的人情自然很多。有關科學的篇章，承蒙我的朋友艾倫·夢凱（Alan Mackay FRS）及約翰·夢達克斯（John Maddox）的校正，艾倫不但是一位結晶學的權威，而且更如百科全書般博聞強記。經濟發(fā)展方面的部分文字，有我在新學院的同仁，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蘭斯·泰勒（Lance Taylor）親自校讀。更多的地方，則有賴大量閱讀論文、聆聽討論，并在聯(lián)合國大學世界開發(fā)經濟研究協(xié)會（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UNU/WIDER）舉辦的多項總體經濟問題研討會上，仔細豎耳傾聽獲得的心得。這個位于赫爾辛基（Helsinki）的研究機構，在賈亞瓦德納博士（Dr．Laljayawardena）的領導之下，已成為國際一大主要研討重地。整體而言，本人以麥克唐納·道格拉斯（McDonell Douglas）訪問學者的身份，在這家令人仰慕的學術機構停留的那幾年夏天中，所獲裨益實在匪淺。這個協(xié)會以其接近蘇聯(lián)的地理之便，兼以其對蘇聯(lián)最后幾年事務的學術關心，讓我得到直接感受的良機。對于我所請教的人士的建議，雖然在此并未一一采納；如在我筆下呈現(xiàn)謬誤，也是作者一人之過。從同仁之間的研討會上，我也受惠良多，學術中人在這類場合會面，主要是為了彼此挖掘知識。但是本人正式或非正式請教過的同仁如此之多，不可能一一在此致謝。甚至從我有幸執(zhí)教的新學院各國弟子之中，也隨帶獲得了許多真實資料，在此也無法分別列出。不過其中我要特別感謝厄古特（Ferdan Ergut）及朱爾卡（Alex Julca）交呈的學期報告，大大擴展了我對土耳其革命及第三世界移民與社會流動的視野。我也要感謝學生吉塞克（Margarita Giesecke）所作《論美洲人民革命聯(lián)盟黨（APRA）及1932年秘魯真理城（Trujillo）叛亂》的博士論文。

　　隨著時間愈接近現(xiàn)在，20世紀史家的工作愈得求助于兩項資料來源：一是報刊，一是統(tǒng)計調查報告。前者包括每天的日報或定期刊物，后者包括由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搜集舉辦的各項經濟及多方調查統(tǒng)計。倫敦的《衛(wèi)報》（Guardian）、《財經時報》（Financial Times）、以及《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自然是我要感謝的三家大報。至于聯(lián)合國及其組織以及世界銀行出版的各種刊物，也為我提供了無數(shù)寶貴資料，謹在書目中一一敬列。而聯(lián)合國的前身國際聯(lián)盟（League of Nations）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視。雖然在實際活動中它全然失敗，但是國聯(lián)在經濟事物調查分析上所做的無價貢獻，尤以其首創(chuàng)的堪稱為最高峰的《工業(yè)化與世界貿易》（Industrialization and World Trade，1945），卻值得我深致感謝。上述一切都是著手進行任何有關本世紀經濟、社會、文化等變遷的討論時，不可或缺的參考來源。

　　本書所敘各項內容，除了明顯屬于作者個人的判斷觀點之處，其余便只有懇請讀者包涵，完全以信任作為原則了。作者認為，實在沒有必要在這樣一本書中引經據(jù)典，或顯露任何賣弄學問之嫌。下筆之際，我盡量將參照引用的地方，局限于實際原文以及各項統(tǒng)計量化數(shù)據(jù)的原始出處有時候來源不同，數(shù)字亦有差異偶爾也引用一些出典，以佐證某些可能會令讀者覺得不比尋常、意想不到、或不甚熟悉的陳述文字；或作者本人某些具有爭議性的看法，也需要一點其他的意見參考。這一類的參考出處，在文中都用括號注明；其篇章全名，則在書末列出。但是這份書目不過是一張書單，僅用以詳列本書中直接引述或提及的文字來源，其目的并不在提供一份進一步系統(tǒng)化研讀的指南。有關進一步閱讀的指南，本書后面另外有一份推薦書單�？偠�言之，以上所言的參考來源和書中頁下附列的注腳，其用意并不相同，后者純粹是為正文提供解說定義而作。

　　不過，在此作者依然應該點出某幾部特別值得致意，或仰賴尤重的大作，以免原作者誤會本人不知感謝�？偟膩碚f，我欠兩位友人的研究成果尤深：一位是勤于搜集量化數(shù)據(jù)，孜孜不倦的經濟史家貝羅赫（Paul Bairoch）；另一位是曾擔任匈牙利科學院（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長的貝倫德（Lvan Berend）。作者之所以有短促二十世紀的概念，原始構想即來自這兩位友人。至于二次大戰(zhàn)后的世界政治通史方面，卡佛柯瑞西（P．Galvocoressi）所著的《1945年以來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為我提供了最翔實可靠，有時卻辛辣鋒利此情自可體會的指南向導。有關二次大戰(zhàn)的題目，米瓦德（Alan Milward）的精彩杰作《戰(zhàn)爭、經濟、社會：1939－1945》（War，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令我獲益尤多。而1945年的經濟事務，作者發(fā)現(xiàn)魏氏（Herman Vander Wee）所著的《繁榮與變亂：1945-1980》（Prosperity and Upheaval The World Economy 1945-1980），以及阿姆斯特朗、格蘭、哈里遜（Philip Armstrong，Andrew Glyn，John Harrison）三位合著的《1945年以來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Since1945）所提供的內容最為有用。此外，畢克（Martin Walker）的《冷戰(zhàn)》（Cold War）一書，其分量實際上遠比一般書評的評價高得多，值得我們看重。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左派的消長，本人要特別感謝倫敦大學瑪麗皇后暨威斯特費德學院（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的薩松博士（Dr．Donald Sassoon），他慨然將其這方面的未完巨著，借與我先行閱讀。蘇聯(lián)方面的歷史，我要特別感謝列文（Moshe Lewin）、諾夫（Alec Nove）、戴維斯（R．W．Davies）、費茲派區(qū)克（Sheila Fitzpatrick）幾位的研究成果；中國方面，要感謝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舒朗（Stuart Sehram）；伊斯蘭世界，要感謝拉比達斯（lra Lapidus）、凱迪（Nikki Keddie）。書中有關藝術的論點，則得益于威列特（John Willet）論魏瑪文化方面的著作（加上他本人的談話），并要感謝赫斯凱（Francis Haskell）。至于本書第六章得助于格拉佛拉（Lynn Garafola）所著的《佳吉列夫》（Diaghilev），自是明顯不過。

　　我還要特別向以下實際參與本書制作過程的多位人士，表示深深謝忱。首先，是我的兩位研究助理：倫敦的貝德福（Joanna Bedford）以及紐約的葛蘭德（Lise Grande）兩位女士。在此，我要特別強調對葛蘭德小姐深致謝意。若無她的杰出表現(xiàn)與無盡付出，本人在學識認知上出現(xiàn)的巨大疏漏，勢將永遠無法填補；許多半記半忘的事跡及出處，也不可能予以一一查證。我也要特地感謝為我打字謄稿的西爾斯（Ruth Syers）以及馬倫尼·霍布斯邦（Marlene Hobsbawm）。后者系以一名對現(xiàn)代世界持極大興趣，卻非學術身份的讀者的觀點，預讀書中篇章。本書的寫作，就是以馬倫尼這樣的讀者為對象的。

　　前面，作者已經表明對新學院諸弟子的無盡謝意，有他們耐心聆聽我在臺上講授，種種觀念與闡釋方能在其中逐漸成形，在此，我將本書敬獻給他們。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1993－1994年寫于倫敦-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