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的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正影響著整個國際格局和秩序的演變。但是讀懂中國不易，因為中國太大，情況太復雜，盲人摸象的解讀很多，有些人只看到中國的一部分，然后就認為這是中國的全部。要真正讀懂中國，我們需要一種對中國的整體把握�；�于經濟標準的解讀是一種總體把握，但不全面，在一個更大的范圍內，有沒有什么概念能夠更為全面地（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概括中國這個超大型的國家呢？我個人認為比較全面的概念還是“文明型國家”。我在2011年出版的《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一書中首次提出并論述了這個概念，該書銷量已達百萬冊，譯成英文等外文出版后，反響也不錯。這可能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國內外許多人或多或少地認同“文明型國家”這個概念，或者說他們對這種解讀饒有興趣。
　　該書出版后不久，我與“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先生在上海就中國模式和中美政治制度比較等問題進行過一場辯論。我的立論就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有自己的發(fā)展規(guī)律，現(xiàn)在中國還處在復興和崛起的初級階段，正在探索超越西方模式的新型政治、經濟、社會和法律制度。當時正值“埃及之春”爆發(fā)不久，他認為中國可能也要經歷“埃及之春”，我認為不可能，而“埃及之春”本身很快就會變成“埃及之冬”。我還談到了美國政治改革比中國還要迫切，因為中國政治制度的改革一直在進行，而且已經融合了傳統(tǒng)文明和現(xiàn)代文明的許多元素，而美國的政治制度還是前工業(yè)革命時期的產物，如果改革不到位，今后選出的總統(tǒng)可能還不如小布什，美國走衰的速度還會加快�，F(xiàn)在看來我的預測還是相當準確的。換言之，“文明型國家”這樣的中國話語，可以解構西方話語對中國的主流敘述并揭示中國崛起的一些規(guī)律，它有利于進行國際政治制度的比較和預測；同時也是外部世界能夠聽懂的中國話語，它可以與西方主流話語進行對話、交鋒乃至勝出。
　　“文明型國家”指的是一個延綿不斷長達數(shù)千年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xiàn)代國家?guī)缀跬耆�重合的國家，即中國。如果歷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都能夠延續(xù)至今，并實現(xiàn)現(xiàn)代國家的轉型，那么它們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國家”，但這種機會已經不復存在。如果當初古羅馬帝國沒有四分五裂，并能通過現(xiàn)代國家的轉型，那么歐洲也可能是一個相當規(guī)模的“文明型國家”，但這只能是一種假設。如果今天數(shù)十個國家組成的伊斯蘭世界，能完成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結合，并整合成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個十億人口規(guī)模的“文明型國家”，但今天看來這也是很難實現(xiàn)的愿景。
　　“文明型國家”的話語有利于我們更為全面而準確地把握中國崛起的性質和規(guī)律，而對這種性質和規(guī)律的解讀直接關系到中國未來發(fā)展方向這么一個大問題。有人認為中國的崛起就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它按照西方市場經濟理論進行了改革，帶來了經濟總量的提高，中產階層人數(shù)的增多。隨著中國進一步的發(fā)展，它將越來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種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終被接納為西方社會的成員。“文明型國家”的觀點與此截然不同，它認為中國崛起代表了一種不同性質國家的崛起，中國的發(fā)展有自己的規(guī)律，中國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堅持了自己的發(fā)展道路，既學習了別人之長，也發(fā)揮了自己的優(yōu)勢（特別是自身的許多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相結合所形成的優(yōu)勢），實現(xiàn)了一種對西方模式的超越。
　　“文明型國家”尊重其他所有文明，但它不可能也不愿意被其他文明同化，因為它的文明基因太強了，如果這樣的國家要被全盤西化的話，它必定走向混亂、分裂乃至解體。過去數(shù)十年的發(fā)展已經證明：如果當初中國沒有自己的堅持，而是對西方亦步亦趨的話，中國的命運不會比蘇聯(lián)和南斯拉夫好，國家大概也早就解體了。中國是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即中國模式）而崛起的，并繼續(xù)以西方不認可的方式迅速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種國家的崛起只能是對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
　　“文明型國家”是原創(chuàng)性的中國話語，它解構了西方話語關于中國的主流敘述，它有利于增進國人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有利于促進國人和外部世界對中國和中國崛起的全面理解和整體把握，也有利于進行跨國的制度比較、評估和預測。本書探討了“文明型國家”的概念、特征、模式、制度和理念等主題，也論述了其他一些相關的問題，如政治話語范式的轉變、“西方中心主義”的困境等。但愿本書對所有致力于解構西方話語、建構中國話語的人士有所裨益。
　　
第一章文明型國家：概念
　　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把“民族國家”與“文明國家”融為一體的“文明型國家”，是一個把“民族國家”和“文明國家”的長處結合起來的國家，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體現(xiàn)了中華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要透徹地理解“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這個概念，我們先要了解“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個概念。什么是“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是西方現(xiàn)代民族主義運動的產物，指的是一些具有共同特性（如語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等）的人民組成的國家。與傳統(tǒng)國家不同，“民族國家”包含了主權獨立、領土完整、自我文化認同等基本要素。歐洲是民族主義的發(fā)源地，也是“民族國家”的發(fā)源地�？v觀歐洲歷史，民族主義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是歐洲推動國家現(xiàn)代化的最大動力，但民族主義的惡性發(fā)展也是歐洲近代無數(shù)戰(zhàn)爭的主要根源。18—19世紀期間，民族主義在歐洲興起，“民族國家”也隨之興起。
　　歐洲最早形成的“民族國家”是法國，法國通過皇權統(tǒng)一了稅收和軍隊，形成了超強的國家動員能力，并屢屢擊敗德國統(tǒng)一之前的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通過對丹麥、奧地利和法國進行的三次王朝戰(zhàn)爭，運用遠交近攻的策略，完成了德國的統(tǒng)一和德意志民族國家的建立。形成“民族國家”后，德國便迅速崛起，生產力高速發(fā)展，在德皇威廉二世的主導下走向了軍事擴張的道路。在亞洲，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權力從德川幕府轉移到天皇手中，同時在福澤諭吉等思想家的推動下“脫亞入歐”，以求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最終也形成了“民族國家”，并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戰(zhàn)爭中擊敗尚未形成“民族國家”的中國。
　　19世紀時，雖然中國的GDP總量大于英國和日本，但后兩者當時都具備了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體制，因而也具備了當時中國還不具備的民族凝聚力和戰(zhàn)爭動員能力。對于仍是“一盤散沙”的中國，梁啟超曾感嘆中國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受到“民族國家”體制的刺激，中國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亦開始了自己“民族國家”建設的艱難歷程。
　　在西方政治話語里，“民族國家”幾乎就是“現(xiàn)代國家”的代名詞，或者可以說，西方現(xiàn)代政治概念中的“國家”指的就是“民族國家”。
　　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仍是一個傳統(tǒng)的農業(yè)社會，人口的95％以上生活在農村。當時的中國農村基本上是宗法社會，一個村子一個姓，知書達理的鄉(xiāng)紳可以獨立地處理村里的、家族間的各種事務。中國古代的皇帝表面上權力很大，但實際上“天高皇帝遠”，中央政府治理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缺少技術手段。政府往往較多地依賴道德教化和意識形態(tài)來實行統(tǒng)治。中國當時的社會是封閉的，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社會。中央政府沒有西方“民族國家”那種高度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甚至也沒有多少自己可以掌控的軍隊，至于財政問題更是積重難返。到了清朝后期，中國傳統(tǒng)國家體制顯然已無法應對西方“現(xiàn)代國家”的挑戰(zhàn)，中國在兩次鴉片戰(zhàn)爭和甲午戰(zhàn)爭中的失敗都說明了這一點。
　　西方不少學者早就提出過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他們認為中國“民族國家”尚在形成之中，而“文明形態(tài)的國家”在中國卻有數(shù)千年的歷史。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來就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維系并發(fā)展了自己獨特的文明，其相對完整的國家形態(tài)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時期。但西方學者采用“文明國家”這個概念往往是為了強調中國從“文明國家”變成“民族國家”所面臨的種種困難。他們把中國數(shù)千年“文明”形態(tài)的國家看作是中國建設現(xiàn)代國家的障礙和包袱，也就是說由于中國是“文明國家”，中國無法形成西方意義上那種具有現(xiàn)代法律、經濟、國防、教育、政治的“民族國家”或“現(xiàn)代國家”。
　　對于這個問題，美國哈佛大學中國史研究先驅費正清就曾提出過著名的“沖擊—回應”（impactresponse）模式來闡述中國被強行拖入新國際秩序的這段歷史，在他看來垂暮的中華帝國已不具備自我革新的能力，必須等待西方的“拯救”才能形成一個同西方一樣的現(xiàn)代國家；而在思想史學界，列文森（JosephLevenson）的名著《儒教中國及其現(xiàn)代命運》也提出了“傳統(tǒng)—現(xiàn)代”模式來對此發(fā)問。很長一段時間內，西方主流學者幾乎都認為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程不過是一個不得不從“文明國家”變成“現(xiàn)代國家”的過程，如用中國自己的政治話語來說，就是一個由“天下”變?yōu)椤皣�家”的過程。美國知名政治文化學者白魯恂（LucianPye）更是把現(xiàn)代中國描述成“一個文明佯裝成的國家”（Acivilizationpretendingtobeastate）。
　　中國現(xiàn)代化運動是一個進程：19世紀下半葉曾國藩、李鴻章以及張之洞等人所領導的洋務運動主要關注的是引進西方現(xiàn)代文明“物質的技器”，重點在“開鐵礦、制船炮”；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戊戌變法運動則進而理解到要“考求西法”，亦即進入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制度”層次。中國現(xiàn)代化中狂飆式的運動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創(chuàng)建了共和。這也可以說是把中國由“文明國家”變?yōu)楝F(xiàn)代“民族國家”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作為“民族國家”背后的“中華民族”概念也有一個形成過程。中國人原來并沒有這種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族意識，歷史上用過的近似的概念有“華夏”、“中土”、“震旦”等，還有“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等反映了中原漢族視野下中原漢族人民與周邊人民的關系。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全國朝野發(fā)出了“保國、保種”的呼聲。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又進一步道出了世界各個民族都面臨生存競爭的“族群理念論”。梁啟超沿著這個思路，開始以現(xiàn)代民族理論來思考問題。1899年，梁啟超在《東籍月旦》一文中，首次采用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族”一詞。1902年，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他首先使用了“中華民族”的觀念。1903年他又提出：“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于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41905年，梁啟超發(fā)表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指出中華民族是我國境內所有民族從千百年歷史演變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結果。漢、滿、蒙、回、藏等融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大一統(tǒng)民族。梁啟超得出了結論：“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相當長的時間內，孫中山、章太炎、鄒容等革命派還是將“反滿”、“反清”革命作為“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的旗幟，而梁啟超則指出了孫中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民族主義中隱含著大漢族主義。此后雙方論戰(zhàn)的過程中，孫中山等革命派也逐步認識到過分強調“反滿、排滿”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并最終接受了梁啟超關于“中華民族”的觀點。在1912年宣布中華民國成立時，孫中山提出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號召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中華民國最初的國旗，就是橫排五條顏色并列，象征中華民族的“五族共和”。孫中山在1912年元旦的《臨時大總統(tǒng)就職宣言書》中鄭重宣布：“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統(tǒng)一�！�
　　歷史學家黃仁宇以大歷史觀總結了中國近代史，并從中國社會結構出發(fā)分析了中國現(xiàn)代國家的建設，他的觀點頗有見地。他認為從民國時期到1949年之后的歷史可以被看作一個整體。中國從宋朝繁榮的商品經濟退縮到農村村落經濟后，中國傳統(tǒng)的農業(yè)社會結構無法應對西方現(xiàn)代國家的挑戰(zhàn)。隨著國門被西方列強打開，中國也開始了自己現(xiàn)代國家的建設過程。他認為1949年之前的中華民國重構了一個現(xiàn)代的上層結構，但這個結構仍然無法與中國的下層結構溝通，他以魯迅的小說為例說明上層結構的精英人士與底層結構的農民根本無法溝通，所以國民黨時期的中國還是一種“頭重腳輕”的政治結構。
　　毛澤東領導的土地革命則徹底重塑了中國的下層結構。中國共產黨通過自己強大的動員能力，把普通農民組織起來支援前線，進行了土改和掃盲，為中國社會后來的“數(shù)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礎。1978年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則重構了中國的中層結構。所謂中層結構指的就是司法、監(jiān)察、銀行、稅收、物流等服務于現(xiàn)代市場和現(xiàn)代國家的各種技術和制度支撐。雖然今天中國還有人認為只有建立與西方同樣的政體才算建立了現(xiàn)代國家，還有人仍然懷有所謂的“現(xiàn)代國家焦慮”繼續(xù)激烈地譴責中國的文化和政體，但這些人的觀點在中國已被邊緣化。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對自己文化和國家的認同從未像今天這么強烈，中國現(xiàn)代國家的體制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煥發(fā)優(yōu)勢。
　　換言之，通過長達百年的不懈努力，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由上、中、下三層結構組成的強大的現(xiàn)代國家，形成了空前統(tǒng)一的政府、市場、經濟、教育、國防、外交、金融、貨幣、稅收體系。但我們國家又和一般國家不一樣，“文明國家”的許多傳統(tǒng)并未隨著現(xiàn)代國家的建立而消失。恰恰相反，它們被保留了下來，而且在現(xiàn)代國家的載體中得到了更好的發(fā)揮。
　　英國學者馬丁·雅克（MartinJacques）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頗有爭議也很有影響的書《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盡管這個書名不太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和處世方式，但與其他學者不一樣，他在書中對“文明國家”這個概念作了比較正面的闡述，已經基本擺脫了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值得我們肯定。他的一個主要觀點是“世界上有許多種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但中國是唯一的文明國家。中國人視國家為文明的監(jiān)護者和管理者的化身，其職責是保護統(tǒng)一。中國國家的合法性深藏于中國的歷史中。這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眼里的國家”。7他在書中也引用了我關于中國模式的觀點，認為中國模式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吸引力。8他關于中國是“文明國家”的觀點對我們更好地認識中國崛起以及中國與西方的關系有所裨益，也啟發(fā)了我對“文明型國家”的部分論述。
　　但是馬丁·雅克亦認為中國的“民族國家”和“文明國家”兩種特性之間會有沖突，這種沖突“可能把中國拉向不同的方向”。他由此推斷中國今后可能在東亞以某種形式復活自己歷史上存在過的朝貢體系，以及中國人的種族優(yōu)越感可能會導致對現(xiàn)有國際秩序的某種挑戰(zhàn)。馬丁·雅克的說法表明，他似乎還沒有完全擺脫西方學者那種把“民族國家”與“文明國家”對立起來的思維方法。依我之見，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交織在一起，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把“民族國家”與“文明國家”融為一體的“文明型國家”，是一個把“民族國家”和“文明國家”的長處結合起來的國家，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體現(xiàn)了中華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
　　我認為，作為一個現(xiàn)代國家，中國接受了現(xiàn)代國家主權和人權的主要觀念。中國不會恢復朝貢體系，也不會擁抱種族優(yōu)越論。我還認為，中國首先是一個現(xiàn)代國家，而中華文明的種種特質又使它與眾不同，這就是“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與“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在概念上的差別。前者融“文明”與“（現(xiàn)代）國家”為一體，而后者中的“文明”和“（現(xiàn)代）國家”則常常是一個矛盾體。作為“文明型國家”，中國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未像現(xiàn)在這樣既古老又年輕，既傳統(tǒng)又時尚，既中國又世界。一個古老文明，同時又具備了現(xiàn)代國家的品質，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這就是今天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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