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祖美

　　“一樹春風千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卑拙右酌枥L春日柳條迎風搖曳之態(tài)的名句，無形中似乎也道出了唐宋詩詞千姿百態(tài)的風姿。從公元第一個千年的中后期到第二個千年的末期，在這一千三四百年的歷史長河中，唐宋詩詞作為人類精神文明的乳汁，她哺育和熏陶過多少人，她的魅力又使多少人為之傾倒，恐怕誰也無法數(shù)計。

　　然而，有一個事實卻為人熟知，這就是在唐宋詩詞作家中，特別是其中的名家如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溫庭筠、李煜、柳永、蘇軾、周邦彥、李清照、陸游、辛棄疾等，且不說在他們生前身后所擔荷的痛苦或所受到的物議和攻訐“罄竹難書”，更令人難以思議的是，在21世紀的鐘聲即將敲響之際，竟發(fā)生過這樣一件事：

　　這得追溯到1998年的國慶佳節(jié)前夕。那是一個不似春光勝似春光的金秋時節(jié)，四五十位專家學者從四面八方來到河南——唐代詩人李商隱的家鄉(xiāng)，出席李商隱學術研究會第四屆年會。由于東道主把此事作為一種文化建設對待，更由于成果斐然的諸位李商隱研究專家的蒞臨，此次年會的成功和人們的熱誠是不言而喻的。但作為本套叢書最初的編撰契機，卻是出人意料的：由于對李商隱的全盤否定和極力攻伐所引發(fā)的一種棖觸——那仿佛是一位挺面善的老人，他歷數(shù)李商隱種種“罪愆”的具體詞句一時想不起了，大意則說李商隱是“教唆犯”。他不但自己堅決不讀李商隱，也嚴令其子女遠離這個“教唆犯”，因此他的孩子都很有出息。聽了這番話，有位大學女教師娓娓道出了她心目中的李商隱，而她的話代表了在座多數(shù)人的心聲。不必再對那位老人反唇相譏，聽了這位女教師的一席話，是非曲直更加涇渭分明。盡管這樣，上述那種離奇的話，還是值得深思和認真對待的。

　　剛邁出這個會場的門檻，時任河南文藝出版社編輯的王國欽先生叫住了我，以商量的口氣詢問：能否盡快搞一本深入淺出而又雅俗共賞的李商隱詩歌類編，以消除由于其作品內(nèi)容幽深和文字障礙等所造成的對其不應有的誤解，甚至曲解……聯(lián)想到上述那位老人莫名其妙的激憤情緒，王國欽先生的這一建議，顯然既是出自編輯出版人員的職業(yè)敏感，更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社會責任心。人非木石，對這種公益之舉豈有無動于衷之理!后來聽說，王國欽還想約請那位堪稱李商隱知音的女教師撰寫一本《走近李商隱》。這更說明作為編輯出版者的良苦用心，并進而激發(fā)了筆者的積極性和應有的責任感。

　　當我回京后復函明確告知愿意參與此事時，隨之得到了王國欽大致這樣的回音：一兩本書難成氣候，出版社領導采納了王國欽以及發(fā)行科同人的倡議，計劃力爭搞成一套叢書，并將之命名為“唐宋詩詞名家精品類編”。而且，還隨信寄來了較為詳細的叢書策劃方案。方案顯示：叢書除包括唐代的大李杜、小李杜和宋代的柳、蘇、李、辛八卷作品集以外，唐、宋各選一本其他著名詩家詞人的精品合集。整套叢書一共十本，每本約三十萬字。我當即表示很贊賞這一策劃，除建議將李清照換成陸游外，無其他異議。而換掉李清照，并不是因為她的作品達不到精品的檔次（相反她的各類作品中精品比例比誰都大），只是因為她在中、晚年遭逢亂世，流寓中大部分著作佚失得無影無蹤。后人陸續(xù)輯得的十多首詩和比較可靠的約五十首詞，即使都算作精品，也很難編撰成一本約三十萬字的書稿。當然，要是將評析部分寫成兩三千言的長文，字數(shù)達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樣做，一則太長的文字不盡符合叢書“點評”的體例，二則主要是擔心不合乎當今和未來讀者的口味與需求。而號稱“六十年間萬首詩”的陸游，人呼“小太白”，其作品總和萬數(shù)有余，古今無雙，選擇的余地非常大，容易保質(zhì)保量。

　　雙方很快達成了共識。在這里，我愿意負責地告訴讀者：“唐宋詩詞名家精品類編”叢書，以創(chuàng)意新穎、方便讀者為宗旨。所謂創(chuàng)意新穎，是指本叢書既不排除“別裁”式的分類方法，更知難而進地在全面吃透作品內(nèi)容的基礎上，從“題材”方面分門別類。類似的分類，以往只在有關唐人絕句等方面的多人選集中見到過，像這樣既兼顧體裁又著眼于題材的分類，尚屬前所未有。本叢書還在每類相同題材的若干作品中，均以畫龍點睛的詩句作為小標題，每本書則以該作家作品中的最為警策之句加以命名，于是就有了《黃河之水天上來·李白集》《每依北斗望京華·杜甫集》等一連串或氣勢不凡或動人情愫的書名。從每集作者作品中選取一句最恰如其分的詩句，用作該集的書名——這一創(chuàng)意本身，無形中體現(xiàn)了出版社對“唐宋詩詞名家精品類編”叢書的一種極為獨到而又相當可取的策劃思路。對整套叢書來說，則力求做到“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就是說，同類精品都有哪些可以一目了然。由此所派生的本叢書其他方面的特點和適用之處，則在每一本書中都不難發(fā)現(xiàn)。對李商隱的全盤否定和極力攻伐所引發(fā)的一種棖觸——那仿佛是一位挺面善的老人，他歷數(shù)李商隱種種“罪愆”的具體詞句一時想不起了，大意則說李商隱是“教唆犯”。他不但自己堅決不讀李商隱，也嚴令其子女遠離這個“教唆犯”，因此他的孩子都很有出息。聽了這番話，有位大學女教師娓娓道出了她心目中的李商隱，而她的話代表了在座多數(shù)人的心聲。不必再對那位老人反唇相譏，聽了這位女教師的一席話，是非曲直更加涇渭分明。盡管這樣，上述那種離奇的話，還是值得深思和認真對待的。

　　剛邁出這個會場的門檻，時任河南文藝出版社編輯的王國欽先生叫住了我，以商量的口氣詢問：能否盡快搞一本深入淺出而又雅俗共賞的李商隱詩歌類編，以消除由于其作品內(nèi)容幽深和文字障礙等所造成的對其不應有的誤解，甚至曲解……聯(lián)想到上述那位老人莫名其妙的激憤情緒，王國欽先生的這一建議，顯然既是出自編輯出版人員的職業(yè)敏感，更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社會責任心。人非木石，對這種公益之舉豈有無動于衷之理!后來聽說，王國欽還想約請那位堪稱李商隱知音的女教師撰寫一本《走近李商隱》。這更說明作為編輯出版者的良苦用心，并進而激發(fā)了筆者的積極性和應有的責任感。

　　當我回京后復函明確告知愿意參與此事時，隨之得到了王國欽大致這樣的回音：一兩本書難成氣候，出版社領導采納了王國欽以及發(fā)行科同人的倡議，計劃力爭搞成一套叢書，并將之命名為“唐宋詩詞名家精品類編”。而且，還隨信寄來了較為詳細的叢書策劃方案。方案顯示：叢書除包括唐代的大李杜、小李杜和宋代的柳、蘇、李、辛八卷作品集以外，唐、宋各選一本其他著名詩家詞人的精品合集。整套叢書一共十本，每本約三十萬字。我當即表示很贊賞這一策劃，除建議將李清照換成陸游外，無其他異議。而換掉李清照，并不是因為她的作品達不到精品的檔次（相反她的各類作品中精品比例比誰都大），只是因為她在中、晚年遭逢亂世，流寓中大部分著作佚失得無影無蹤。后人陸續(xù)輯得的十多首詩和比較可靠的約五十首詞，即使都算作精品，也很難編撰成一本約三十萬字的書稿。當然，要是將評析部分寫成兩三千言的長文，字數(shù)達標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樣做，一則太長的文字不盡符合叢書“點評”的體例，二則主要是擔心不合乎當今和未來讀者的口味與需求。而號稱“六十年間萬首詩”的陸游，人呼“小太白”，其作品總和萬數(shù)有余，古今無雙，選擇的余地非常大，容易保質(zhì)保量。

　　雙方很快達成了共識。在這里，我愿意負責地告訴讀者：“唐宋詩詞名家精品類編”叢書，以創(chuàng)意新穎、方便讀者為宗旨。所謂創(chuàng)意新穎，是指本叢書既不排除“別裁”式的分類方法，更知難而進地在全面吃透作品內(nèi)容的基礎上，從“題材”方面分門別類。類似的分類，以往只在有關唐人絕句等方面的多人選集中見到過，像這樣既兼顧體裁又著眼于題材的分類，尚屬前所未有。本叢書還在每類相同題材的若干作品中，均以畫龍點睛的詩句作為小標題，每本書則以該作家作品中的最為警策之句加以命名，于是就有了《黃河之水天上來·李白集》《每依北斗望京華·杜甫集》等一連串或氣勢不凡或動人情愫的書名。從每集作者作品中選取一句最恰如其分的詩句，用作該集的書名——這一創(chuàng)意本身，無形中體現(xiàn)了出版社對“唐宋詩詞名家精品類編”叢書的一種極為獨到而又相當可取的策劃思路。對整套叢書來說，則力求做到“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也就是說，同類精品都有哪些可以一目了然。由此所派生的本叢書其他方面的特點和適用之處，則在每一本書中都不難發(fā)現(xiàn)。

　　原先沒有想到的是，出版社囑我擔任整套叢書的主編并撰寫總序。對此，我曾經(jīng)再三謝辭。直到最后同意忝于此事，其間經(jīng)歷了一個不算短的過程，延緩了編撰時間，使出版社在策劃之際尚得風氣之先的這套叢書，耽擱了一段時間優(yōu)勢。為了顧及一定的時間效益，我于酷暑炎夏中攻苦食淡，最終亦可謂盡力而為了!

　　最重要的是選擇和約請每一集作品的撰稿人。

　　叢書的第一本是大李(白)，其編撰者林東海先生，早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沿著李白的足跡進行過考察。這對深入研究李白、了解其詩歌的寫作背景及題旨等，洵為得天獨厚之優(yōu)勢。20世紀80年代問世的《詩人李白》(日文版)及近期關于李白的新著，無不體現(xiàn)出林東海對這位“謫仙人”研究的深湛造詣。因而編撰“唐宋詩詞名家精品類編”叢書中的李白集，對林東海來說是輕車熟路、手到擒來之事；而對讀者來說，則將有幸讀到一本質(zhì)量上乘的好書!

　　至于小李(商隱)詩歌編撰者黃世中先生，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于天涯海角與其謀面之前，已有多年的文筆之交，而且主要是談及李商隱。僅我拜讀過的黃世中有關玉溪生的論著已臻兩位數(shù)。他對人們所感興趣的李商隱無題詩尤其研究有素，對李商隱著作的每種版本乃至每一首詩幾乎無不耳熟能詳，其家傳和經(jīng)眼的有關李義山的典籍，幾乎難有與之相埒者。因此由黃世中承擔本叢書的李商隱集，可謂厚積薄發(fā)，定能如大家所預期的那樣，以深入淺出之作，引導人們沿著正確的途徑走近李商隱，從思想性和藝術性兩方面，說明其獨特的價值之所在，從而向廣大讀者奉獻一餐美味而富含營養(yǎng)的精神食糧。

　　人們所稱“小李杜”中的小杜，指的是《樊川文集》的作者杜牧。關于杜牧詩歌的精品類編，之所以約請胡可先先生編撰，是因為早在他到南京師范大學做博士后之前的1993年，就已有專著《杜牧研究叢稿》出版，可謂對杜牧研究有素。同時，筆者自然也聯(lián)想到曾經(jīng)拜讀過的胡可先的一系列功力頗深的論文。如他提供給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九屆年會的關于“甘露之變”與晚唐文學的論文，其中既有驚心動魄之筆，亦有細致入微之文。特別是其中把“甘露之變”對文人心態(tài)的影響，以及晚唐詩歌之被目為“衰世之音”的原因所在，剖析得很有說服力�！案事吨�變”時，杜牧剛過而立之年。稔悉這一政治和文學背景的胡可先，對杜牧詩歌進行注釋和評點自然易近腠理，能于深邃之中探得其詩歌之內(nèi)涵，弘揚其精華，同時也就消除了人們對杜牧的某種片面理解。

　　叢書的宋代名家中，柳永的年輩最高，但對其生平事跡和作品系年，后人都曾有重大誤解。而浙江大學文學院的吳熊和先生，對此曾做過令人深信不疑的考證和厘定。柳永集的編撰者陶然先生，自然會承祧其業(yè)師的這些重大的學術成果，貫穿于自己的編著之中，從而撰成一本甄誤出新之作。再者，陶然雖說是這套叢書十位編著者中最年輕的一位，但他有著相當機智精練的語言功底。無論其何種著作，行文中總是既以流麗多姿的現(xiàn)代語匯為主，又不時可見精粹的文言成分，其用語既富表現(xiàn)力，又令人頗感雅潔可讀。同時，他作為年輕的文學博士，在其撰著中很善于運用新穎的科學論析方法，兼具宏觀把握和微觀剖析兩方面的優(yōu)長。表現(xiàn)在此著中，既有對詞學源流的總體把握，又能對柳永詩詞做出中肯可信的注釋和評析。

　　蘇軾是古往今來文學家中最具魅力的人物。選評蘇軾詩詞精品的陶文鵬先生，則是名聲在外的多才多藝之輩。在他相繼撰寫、出版的多種論著中，有不少是關于蘇軾詩詞方面的，堪稱是東坡難得的知音之一。以其不久前結(jié)項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古代山水詩史》一書為例，關于蘇軾的章節(jié)就寫得特別全面深透。其中不僅有定性分析，還有相當精確的定量分析。在其他各種論著中，陶文鵬不僅對兩千六百余首蘇軾詩中的精品有所論列，對三百余首東坡詞的代表作亦時有畫龍點睛之評。在這樣的基礎上所撰成的本叢書蘇軾集，更不時可見出新之筆。比如，書中引述“蘇軾詩詞創(chuàng)作同步說”，以及對《念奴嬌·赤壁懷古》中的“故國神游”等句的新解，都體現(xiàn)了蘇軾研究的最新學術成果。

　　從編著者的組成來看，這套叢書最突出的特點是較多女性編著者的參與。人數(shù)雖然只有宋紅、高利華、鄧紅梅、陳祖美四位，男女編著者的比例只是三比二，與“半邊天”的比例還有些距離。但是請君試想：迄今為止，在有關古典文學作品的類似規(guī)模的叢書中，有哪一套書的女編著者或作者能占到這樣大的比重?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編撰本叢書的初衷和著眼點，絕不是單純地追求女作者的人頭優(yōu)勢，主要還是在不抱任何性別偏見的前提下，使每位撰著者的才華和實力得以平等展現(xiàn)!

　　不妨先從宋紅先生說起。她從北大中文系畢業(yè)來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不多久，就主持編輯了一本《〈詩經(jīng)〉鑒賞集》。我在撰寫其中《〈邶風·谷風〉繹》一文的過程中，宋紅在關于涇渭孰清孰濁的問題上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后來這篇標題為《借葑菲之采，訴棄婦之怨》的拙文，竟得到一些讀者的由衷鼓勵，這與宋紅的建議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她的才華在相當大的學術范圍內(nèi)幾乎是有口皆碑的，這自然也與她所處的學術環(huán)境有關。以20世紀80年代初在出版界出現(xiàn)的“鑒賞熱”為例，她所在的古典文學編輯室及時推出了規(guī)模可觀、社會效益甚好的《中國古典文學鑒賞叢刊》。特別是較早出版的關于唐宋詞、漢魏六朝詩歌和《詩經(jīng)》等鑒賞集，對這一持續(xù)了約二十年之久的“鑒賞熱”，起了很好的導向作用。這期間，宋紅在編、撰結(jié)合中得到了很實際的鍛煉。所以，此次她在編撰本叢書杜甫集這一難度頗大的書稿時，一直是胸有成竹，甚至發(fā)現(xiàn)和糾正了研治杜詩的權(quán)威仇兆鰲等人的不少疏誤。這種學術勇氣和責任心是極為難能可貴的。

　　生在紹興、長在紹興的高利華先生，她喝的不僅是當年陸游喝過的鏡湖水，而且與這位“亙古男兒一放翁”還有一種特殊的緣分——在她從杭大畢業(yè)回到紹興任教不久，即參與籌辦紀念陸游八百六十周年誕辰大型學術活動。這是她逐步走近陸游的一個難得的良好開端。此后每五年舉辦一次的同類學術活動，自然都少不了她這位陸游研究者的熱心參與。直到今天，在她擔負著紹興文理學院中文系極為繁重的教學任務和該校學報執(zhí)行主編的同時，她的身影還不時出現(xiàn)在陸游的三山故里及沈氏名園之中，進行實地考察、拍照，仿佛仍在時時諦聽著陸游的創(chuàng)作心聲……這一切，對于高利華正確地解讀陸游均有著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體現(xiàn)在她所選評的本叢書陸游集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燈暗無人說斷腸”一類中，她是把《釵頭鳳》作為陸游與其前妻唐琬彼此唱和的愛情悲劇之章收入的。這一點是有爭議的。假如她一味按照自己的觀點解讀此詞，無疑是片面的。好在高利華把這首詞的有關“本事”及關于女主人翁是唐琬還是蜀妓的歷代不同見解，在簡短的文字中臚述得清清爽爽，洵可作為有關《釵頭鳳》詞的一篇作品接受史和學術研究史來讀。僅就這一點，沒有對陸游研究的相應功力和對這位愛國詩人的一顆赤誠之心，是難以做到的。